主题：【原创】历届团中央高层领导转岗去向回顾 -- 神仙驴

152位60后副省部级官员中（可能有少量遗漏）：

30个为非常严格意义上的三种人

（出身不是这三类的，即使后来长期担任此类职务也不记入，比如赵勇等；或者这三类任职时间不够长，或断断续续的，也不记入，比如公保扎西。这些人我把他们归作非严格意义的，简称“半个”）

17个“半个”

（像张晓兰这种，虽然后来进了团中央，但时间不长，而且出身是地方的人，通通不计入。）

另外学校和研究所里搞实际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比如那些校长出身的，或者类似夏勇这样的学者，也全部不计。

剩下的人中，有8人在企业，而且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官僚系统的经历，如今到了副省之后，再转比较困难了。另外十来个企业出身的就比较聪明，正副厅级时就转掉了。（所以说人才大量流散到私人单位，倒也未必。）

而学者型官员在这里面的比重也很高，足有39人。这批人毕竟是搞研究出身的，所以严格一点，不计入三种人的范畴了。但这批人中，大多数得有高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党员，加上工作经历相当单一，所任职也有不少是人大和政协，或是校长。因此这些人计入分母也没有必要。他们将来的发展也多是副职为主，有他们自己的空间，与主流官僚系统构不成竞争关系。当然这批人中像夏勇、丁薛祥、李兆前之类的干部必须去掉，他们还是很有前途的。

所以目前在企业有8人＋学者39人，再加上四五个称不上学者，但经历类似的“花瓶”型，如吉狄马加、徐冠巨等。学者之中目前已经拥有实权或将来可能会有高位的，宽泛点算，大概会有7、8个；企业这里算他有3、4个。减掉这些人后，我们再凑个好点的数字，结果算作42人好了（非实权或非体制内型）。

这样一来，(30+17)/(152-42)=43%，三种人的比例已经超过四成了，而且随着年龄降低，这个比例还有增长的趋势。倘若像网上那样，把任职经历中有过团的，或者当个两年秘书，或在各级办公厅干过的都算进去，那么分子肯定突破70。这还没有将学者计入分子分母。

所以说，这三种人的增加趋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确实在于制度原因。自从干部开始搞梯队建设以后，要想在一个个级别的储备干部中占先，自然得走这些途径了。

团不说了，而且也绝不仅仅是个转岗机制。除了赵勇这种虽然干了十几年团但也勉强可以称为转岗的人外，也有部分干部可是彻底的团出身，最初7、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完全是在团内的家伙，例如尔肯江这样变态的23年。

秘书则是始终不可避免的，早期也一直有。

学校这里倒不全是派系平衡的原因，除了那些学者的专业因素外，关键还是级别上升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