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毛泽东如何品题曾国藩 -- 席琳

对于被称作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的曾国藩，毛泽东曾有过与历史教科书中的正统论说有所不同的评论。

　　一、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中继

有的学者曾经分析，“王船山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在中国近代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两方面均多有建树的曾国藩，确实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倌中写道：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共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看来毛泽东确实看重曾国藩的“军政谋略”。不过，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绝不限于所谓“军政谋略”。杨昌济初见毛泽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说明曾国藩个人事业的成功，可能也曾经影响青年毛泽东人生斗争的取向。　　

二、曾书所以可贵

　　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经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在对其成功事业深Jb敬服的同时，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涤生日记，官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又谈到往历史教员黎锦熙处求教后的感想：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指出： 　　　

　　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可贵”，在于其结构并不畸于词章文字的华丽，而对“经济”和“统道”予以相当的重视。这里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与现今所谓“政治”义近。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这确实也是曾国藩学术思想和文化风格的特征。

三、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在分析曾国藩的历史观点和历史实践时，毛泽东提出了“大本大源”的命题。在谈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一番话中，他在对近代风云人物进行比较时，肯定了曾国藩在文化“基础”方面的优越。毛泽东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源，所以他曾经十分推祟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会抓人心、抓学术，掌握了‘大本大源’”(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所追寻的本源，主要是封建伦理本体；而青年毛泽东所要追求的本源，则多少已显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折光。”“曾国藩曾说，‘使得大本大源，则必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青年毛泽东所说的，没得本源的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圣贤豪杰办事，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至第37页) 　　　

　　毛泽东由曾国藩思想而提出的“本源”说或“大本大源”说，已经对于曾国藩的历史意识大有超越。而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毛泽东的有关认识，则又有显著的变化。然而他当时即期望“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志向的形成，却隐约有曾国藩影响的痕迹。 　　

四、传教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集中体现于《讲堂录》中这样的内容中：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他认为，如同宋代范仲淹高过韩琦一样，清代的曾国藩也超过与他“并称”的左宗棠。他认为，曾国藩和范仲淹同样，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同政治策略的优劣。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在中国要成就政治事业，必须“迎合中国人的心理”，这是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时，认真分析曾氏一方和“洪杨”一方不同策略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