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风中笑网友 -- MRandson

否则就等突发事件了

如果动乱到来，会怎样……

如果动乱来临，最反动最离奇的电台听众最多，有钱人会换高价外汇并抢购物资，特别有钱的会想法避居海外，底层老百姓要么等救济，要么挨饿或铤而走险，在交通通讯发达的21世纪，有一处火星最多几周就会影响全国。如果有一件引发公愤的偶发事件，不用“有鸿鹄之志”的“陈胜”，一个泼皮振臂一呼，满怀怨气的人们也会冲向仇家和声名狼藉的官员。动乱骨干为了防止被“秋后算账”，势必将所有参与者拖入深水，贪官财产、二奶等是最好的奖励兼“投名状”，届时暴乱者不被杀光或推翻政权是不会罢手的。动乱中，束缚在家乡的年轻男女最容易成为暴徒或受害者；因为穷困在外地打工的“流民”可能会为昔日不平大动干戈；因为社会保障行将崩溃的老人和失业中年人会无所顾忌；因为亲人音讯全无的士兵会焦躁不安；心怀异志的军官借机煽风点火；有条件的技工会武装自己和亲友；为求自保的官员和黑社会勾结建立准军事武装；不知死活的分裂分子蠢蠢欲动；海外强国乘机挖掘人才和资金；邻国惶恐被波及或趁火打劫，难民、武器大量涌出国境……如果不能迅速平息，中央政府会成为众矢之的。原先名义上的执政组织不下台，也无法和反政府武装达成有效的妥协，体制内的强势派别想登场，也要把原政府和原领导作为批判的靶标。无论谁掌权，落到实处的“反腐”都是巩固政权、筹措资金的必须。旧政权的安全人员想保住饭碗，首先要在这一问题上不遗余力，手中掌握的大量贪官资料是最好的筹码。当然如果旧政权在联合国的地位很高，国名和外交地位要继承下来。只要不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在国内形成对峙，民族意识觉醒的大国是很难分裂的，现代社会也缺乏割据的经济基础，有核武器罩着，也为了防止核扩散，海外对分裂分子的支持也会在一定限度。

专制国家动乱一旦开始，介入的军人和知识分子不推翻原政权是不敢妥协的，妥协意味着死亡，现代摄像头系统和特务组织不是吃干饭的，不搞“秋后算账”的担保从来不可靠，因此东欧剧变必须有明确结果。苏联可以镇压一次匈牙利改革，可以联合盟友再次镇压“布拉格之春”，但很难第三次出招，否则可能像美军在越南那样被拖死。在现在的伊拉克，如果能掐断反美武装的武器来源，武器坏一件少一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工业国，不用专门的兵工厂，小镇工厂也可以迅速批量生产步枪和炸弹，强悍的车臣人很多武器是手工自制的，换成制式武器俄军伤亡还要高。只要民间有大量的退伍兵和技术工人，任何理智的领导人都不敢轻易对非分裂分子下屠杀令，杀不干净意味着政权灭亡，并有可能因为“反人类罪”被绞死。

国家动乱，领导人经常避难海外，小国领导人到大国避难可以，大国内乱，领导人到海外早晚会被遣送回来，大国的侨民、投资和战略协调比失去国家后盾的傀儡有价值。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建立流亡政府也没人搭理，“X奸”的罪名就铁板上钉了，为把原先所谓的海外“民主人士”送进议会，流亡的高官及家属很可能都是筹码。如果很多侨民是上一次革命的副产品，如果海外有镇压过的大量分裂分子的后代，连“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可能在异国他乡喊了。敢不负责任的出逃，自然敢出卖一切国家机密，托洛斯基只是为了自保，还没有导致动乱或躲避动乱责任，但对于苏联，托洛斯基必须死，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善终。对比对国家的伤害，戈尔巴乔夫晚年幸福的无与伦比！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严刑骏法下，中国没有发生起义的朝代好像还没有一个（短命区域政权不算）。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使得中下层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经常看到有的“学者”认为，面对自动武器和发达的交通，起义（成功）已经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政治和历史是怎么学的，马克思高度赞扬了火药对市民打破封建专制的作用。康熙乾隆这么精明的“主子”，一个把原始机枪发明者戴梓流放，一个禁止火枪作为武举考试的科目。“苏东巨变”，“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并曝尸，估计KGB和CIA都始料未及。

交通的发达、分工的专业、严格的枪支管理只是使“稳定”状态下迅速割据成功不太可能，而不能阻止一个政权被内部武力推翻。相反，大大增强了这种可能。“发达的交通”除了直升机和士兵的两条腿，很容易被有预谋的破坏。发达的交通和现代化技术改变了“天高皇帝远”的历史，也为新反抗模式创造了条件。非洲、拉美部分国度频繁的政变，搁在冷兵器时代是无法想象的。稍微用一下心，一个初中文化的残疾人都可以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案，其实，汽油等常见物用好了威力比“硝铵化肥”、“毒鼠强”大多了。虽然疑点甚多，但初中文化的人在禁用硝酸铵化肥前制造大量炸药的确没多少困难，雷汞-雷管等引爆装置自己制作难一点。

没有腐败的政府配合，拥有枪械的反政府武装也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政府人心丧尽，拥有正确政治策略和战术指引的城市游击战就会成为专制政权的梦魇。当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同时在部分城市开展游击袭扰而不是罢工和武装起义，相信反动政权崩溃更快。部分书籍把车臣格罗兹尼战斗和巴格达战斗归入城市游击战范畴，个人认为不妥，格罗兹尼战斗是巷战不是游击战，巴格达战斗巷战和狙击战成分更重。城市游击战应该侧重打击秩序和心理而不是有生力量，条件有利时也不放过好机会。城市游击战不是利用“人体炸弹”等制造恐怖事件甚至针对平民，而是在相持中瓦解敌人的统治，把“伪军”争取过来，甚至和敌人中下层达成暂时的默契。虽然有伊斯兰教，比起当年越共对美军的打击，现在的伊拉克反美武装斗争水平还有待提高。

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对农村影响肯定比农村对城市影响大。游击队员不需要武装到牙齿，土造定时炸弹和手枪就够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简单实用。特种兵可以徒手轻易杀死训练有素的士兵，用不入流的禁用刀具等作案，不如加强自身体能训练的歹徒危险。不是蒙元或满清那样的时代，公开禁刀枪可以，公开禁止体育不太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傍晚在繁华街道看到几拨平推着装修工具的民工，心惊胆战。

文明的进步，通讯的发达，重演对内的灭绝性大屠杀并泰然处之困难重重，旧有的行径也可能被“秋后算账”。虽然很反感在王府井乱撞和天安门伤人等伤害无辜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两位犯罪嫌疑人良心还不是很坏，“玩”的动静只是引发关注，还主动投案。如果心狠一点，破坏力超过胡文海是轻而易举的。

野蛮“执法”的城管和联防几年前很少遭遇暴力反抗，是因为当时面对的基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的进城农民，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加入了小贩和“盲流”大军，“执法”比过去温柔多了也麻烦不断。当场的暴力反抗不可怕，面对有组织的打手，血气之勇无济于事，可怕的是仇恨的积攒，聚集到一定程度有目的的报复。

迫于生计，曾经拿自己的藏书摆摊，不止一次的目睹过城管暴行，兔死狐悲，有时候压抑住心头怒火自问，如果受害者轮到自己会怎样？按照恩格斯“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观点，不想当缩头乌龟，为求公正，只有发动革命一条路。当郑州女大学生被打落牙齿的新闻传来，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恐慌，还没有酿成未来的暴动。在工业社会，无论怎样加强管制，用常见物配置爆炸物都是很容易的事情，造枪是好技工的起码标准，连续的有针对性地大破坏和爆炸造成的恐慌会迅速蔓延全球。防“非典”运动的机制维持外敌入侵时的秩序管用，应对有组织的内乱远远不够，除非授权地方大规模武装，否则即使加强几倍的关卡也可能沦为暴动者的练兵所。

革命和改良行动路线是根本对立的，不过都是王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改良未必能缓和阶级矛盾，不改良肯定加剧社会矛盾，直到革命到来，阶级立场完全确立。如果国民整体气质是豪放的，改良的前夜一般也是革命的前夜，一千多年来，大多数中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革命的前夜是改良的失败或错过改良，中国成功革命经验硕果累累，多半建立在统治阶级改良失败的阴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