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些不得不说的话 -- wolfgan

岁末年初，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讨论。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鲜明地提出“第二次改革”的观点。2009年12月28日下午，迟福林先生在他的同名新书首发式后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FT中文网：你强调中国应启动第二次改革，这是基于对现实和未来怎样的判断呢？

迟福林：这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由此使中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将逼迫中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以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终结。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二是中国的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所以，外部条件变了，内部需求结构变了，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挑战。很大程度上，现在要看决策层能不能下决心，最近三年在改革上应有大手笔。

从中国的经验看，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更关系到中国今后30年的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

FT中文网：你认为，中国第二次改革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呢？

迟福林：要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十二五”改革的主线，并着力推进三大方面的改革。一是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第二次改革的重要目标。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有人说这是由于投资太快，所以消费比率也降下来，但我始终认为这是浅层原因。消费率长期偏低且不断走低，与投资过高相联系，与城市化进程缓慢相联系，但最终根源于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和机制缺陷，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长期没有破题。

FT中文网：目前的改革出现了胶着甚至僵化的趋势，改革共识也在减少，你认为改革的动力，转型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呢？

迟福林：改革的动力来源于三方面。首先，来源于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转型，其中政府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中国政府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就是一个动力。现在已经在转了，但这个过程很不容易，涉及到很多因素，包括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有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第二，来源于社会。从基本公共服务、利益关系协调和就业这三方面看，这三件事真要做了，社会对改革的推动力就形成了，改革也就有了很坚实的社会基础。现在大家对医改、教育改革等关注度非常高，不仅是因为这些领域还改得不够好，更是因为涉及到每个人。这有可能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由此带来比较强的改革动力；第三是来源于外部的全球因素。总体来说，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开放大国广泛参与国际交往已成定局，这既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机遇，也迫使中国内部必须推进一些改革。比如说，人民币升值问题，现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应该比原来快，但在国际上面临的升值压力还是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些大的动作。

FT中文网：历史往往出人意料。如果你谈到的中国三到五年的机遇期没有把握好的话，之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

迟福林：我认为未来五年到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期。转折好了，中国至少还可以保持30年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代价非常大。所以“十二五”对中国太重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提出第二次改革。

FT中文网：改革一直是中国三十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目前各部门林立，改革缺乏动力。人们会想到曾经的体改委等改革综合部门。你认为在推进第二次改革中，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建立这样的机构？

迟福林：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太突出，这种利益格局推动不了大的改革。因此，需要建立这样的部门，无论它叫什么名字。这个部门必须是一个协调性的机制，比如建立在中央也行，国务院也行。甚至可以是总理直接建立的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必须有超脱部门利益的高层机构来推动。只要超越了部门利益，我认为中国推进改革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FT中文网：有农民朋友告诉我，现在很多村委会选举都直接跟公共服务挂钩了，比如候选人往往说，你选我的话，我在低保等方面可以给村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等等。这个承诺的内容和以前很不一样了。而你很早就提出公共服务缺口是城乡共同的难题，我想问，要解决这个问题，在三到五年内，核心对策是什么？

迟福林：应该肯定这是一个进步，标志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始得到高度重视。但应该说，这个进步还不够。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和农村还实行着两元分割的公共福利制度。在农村，土地本来不应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现在不得不承担了。所以，首先，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水平可以有差距，但是制度应该统一；第二就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中国现在有这个条件，但我们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前者和公共财政转型有关，后者与国企改革相连；第三就是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这也是一个关键。

FT中文网：你说要从制度安排统一公共服务，这应该是有一定指标来衡量的，比如我们说的教育支出占GDP4%之类的数据，但是现在似乎非常缺乏指标约束。最近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采访谈到社会保障问题时，也说到现在覆盖面上去了，但水平还不高。

迟福林：是这样的，关键在于城乡统一公共服务体制，包括公共财政等。比如说公共预算制度，必须要到人大去审批。如果只是政府想投多少就投多少，那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立法机构对公共财政预算应有严格审查批准制度，同时增加社会透明度。如果这两条都做好了，那么这些具体的指标就可以解决了。政府现在这种安排当然也是受到多种制约的，这两年有改善，但是从长远看，推进公共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对中国太重要了。

FT中文网：你刚才谈到公共资源配置格局的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的配置在最近十多年有了很大变化，远远超出国企三年脱困时期人们的设想。现在大国企从机制上有了变化，也不差钱了，有人说国企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阶段，不用大改了。你的观点呢？

迟福林：国有企业改革既涉及到企业本身，更涉及到整个制度安排层面，包括政府。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国企主要集中在经济命脉领域，做出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其它领域原则上都退出。但现在为什么这样的初衷没有实现呢？这有几大原因。第一，从国家层面来说，有一个国有资源的作用、目标和基本配置格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很多竞争性领域的钱都应该投到公共领域去，这样也才能给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创造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现在，国有经济格局的调整还远没到位；第二，我们缺少制度约束，就是要明确哪些领域是国有资本不能进的。过去我们谈国企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现在人们说，为什么国有经济不能赚钱呢？第三，资源价格改革难题。为什么垄断行业改不了呢？有人算了一笔帐，说国有企业上交给国家的租金应该是1.4万亿，而它现在的盈利水平大概是7千亿。如果国有企业真正贯彻平等竞争原则的话，国家就先要租金再享受利润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必须向国家上交租金以后才能计算利润。这样算下来，国有企业事实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利润，这也就可以迫使它推进改革了。现在国有企业的租金比它的利润还高一倍，这种情况下当然国企的改革动力弱而投资冲动强。

从国有企业改革说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用第二次改革这个概念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仅就技术谈技术，就市场化谈市场化，就价格改革谈价格改革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如果前面谈到的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有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这两个主要方面都没解决，局部的改革很难取得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