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哈哈，很有意思啊。 -- 史文恭

几日不见，没想到这个话题越来越热乎，党史专家史文恭发了四篇专著，萨老大也凑了几句热闹，河里名人达雅甚至出了专集，另外见识了雪里蕻大拿的水平，不是盖的。这种情形不多见。很好，很长见识。

老萝卜虽说是始作俑者，最初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清楚目的是什么，还是燕人张翼徳在燕人:和alarm一个毛病中总结得对：网友们大多是业余时间上网，又不是专业人士，更非当年的亲身经历者，同样也没有能力下断言是否有更好的营救方法。所以只能从原则上说，这样做不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所以，这个题目讨论到最后，就是对刘少奇当时的做法是不是合适，做一个判断。薄一波这班人并不是叛徒，文革把他们打成叛徒集团显然是不对的。史教头的说法我不能接受，为什么讨论刘少奇的手法就是热爱文革，就是替江青张春桥翻案，这个我始终搞不明白，四篇大作似乎也没有说清楚，尽管第四篇这句话还加黑了。看到唯一的解释就是，七大八大对此已经有定论了，今天再扯就是文革思维了。这句话气势很大，却没有说服力。我承认薄一波在文革中为此受到迫害，这是不公正的，而且中央早早就平反了，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这就能证明刘少奇36年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吗？当年魏延曾经提出过子午谷的方案，但是被诸葛亮否决了，魏延后来谋反被杀。现在也有一些人讨论魏延的子午谷方案，难道这些人都是想替魏延翻案？因为魏延脑后有反骨，所以子午谷方案就一定不可取吗？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就是史教头本人，也以讥诮的口吻写过胡服陈毅等领导，这难道意味着你要打倒刘少奇陈毅，为文革张目吗？显然也不是。

刘少奇当年采用的诈降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国共有22年的斗争史，之前还有和军阀的6年斗争史，和日本人的斗争史，东北是14年，关内是8年，使用这种诈降术，除了这次，我是没有听过。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体会当年的华北是个什么情况，如燕人张翼德在上文所说，“日本人的势力有多远，国民党的势力，当地的军政官员的情况”，也就没有资格去说，因为如何如何，刘少奇就有权利或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如果把36年的华北放在整个的共产党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它还远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比如412后井冈山前，抗联时期，红军长征后的江西，长征中的红军。抗战中，共产党的某些根据地某些时候也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这些情况都不会比36年的华北好。但是无论面临比36年的华北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面临比它顺利的时候，中共都没有使用过这个方法来解救狱中党员。所以，用“36年的华北形势危急，需要特事特办”的理由为刘少奇开脱，是站不住脚的。

共产党员被抓后，出狱方式有多种。有人觉得革命这事不好玩，自己退出。这就是自首变节和登报，发反共声明。这种人，国民政府待之以普通居民，不再找他们的麻烦，共产党也不再接受他们。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史教头在有关江青的长文史文恭:【原创】再谈谈叛徒问题，并谢野狼兄和公鲨老中认为，江青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也做了某种手续，所以也是叛徒。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只要在国民党监狱里做了手续出来的，就是叛徒。看了最近大家的讨论，对于中共组织营救党员的方式有了些了解，比如铸剑兄提到一句：中共地下组织营救采用的自首手段，一般只是表示年幼无知误入歧途。铸剑:关键是必要的手续是什么样的手续。。还有雪里蕻在和史文恭谈论江青出狱时，也谈到了一种出狱方式，“具结取保”。雪里蕻: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认为徐明清说的更靠谱 指出了它和自首书的不同，并且特地谈到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具结取保、自首书和登报反党。雪里蕻:出狱当然是要履行手续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组织在长期的实践中，仅仅认同具结取保的方式。对自首的人认为是变节，要开除的，登报反党更严重，那就等同于叛徒了。

当然，具结取保可能只适合于共产党的小人物，大人物就要费劲了。有人不是提供了材料吗，张琴秋这种级别的，得要周恩来这种超级大佬出面，才能保三个。要是都像刘少奇这样，登报反党，那哪儿还用费周恩来的事啊，大家登报发个反党文告就出来了，真是个好买卖啊。不过这样来几次，共产党的党性怕也磨没了。

根据30年代那个特定的社会现实，雪里蕻的结论是：“当时的规矩，凡是登报反共的，就算是叛党了，此前此后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对于这个规矩，涉及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拿到北方局的指示后，61人在监狱里连着开了几次会议还定不了。 北方局（也就是刘少奇）在这一情况下，还是要他们以登报反共的方式出狱，是对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雪里蕻:我也正想就这个问题稍微多说一下 根据各位提供的30年代的情况，我认可雪里蕻的分析。也就是说，刘少奇用“诈降”的方式，用登报发反共声明来救人，非常欠妥。我的感觉是，为了业绩，他毫不顾及手下这帮人的政治前途。

当然，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刘少奇还是知道这个举动的是非同寻常的，所以事先给张闻天写了信，要求中央批准。那么，是不是给张闻天写了请示，张闻天批了，刘少奇就没有责任了呢？显然不是。史教头在第一篇论文里说，首先提出这个方法的是柯庆施，而柯庆施后来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似乎没刘少奇什么事（说实话这篇论文里逻辑关系比较复杂，没怎么看明白）。要知道，当时刘少奇是北方局的书记，北方局的大政方针他得负责任。他的副手柯庆施提了方案，但是只要你刘少奇采纳了，向上报，当然是你刘少奇负责，这个是很显然的。打个比方（以下场景纯属虚构，见谅），江苏人均GDP最落后的市是宿迁，宿迁市财政局长向宿迁市长建议，说我们准备突破政策，搞个赌城，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那样，吃喝嫖赌一应俱全，保证三年就能赶上苏州。宿迁市长采纳了财政局长的建议，向省政府打报告，要建一个这样的超级赌城。这省政府一板子打下去，肯定是打宿迁市长的屁股，而不是宿迁的财政局长。市长既然采用了下属的建议向上报，那当然他要认可，他得负责。另外一头说张闻天，即使刘少奇的报告提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方式，因为张闻天及中央其他人没有身临其境，他当然做不出具体的判断，只能在大方向上把一下。所以，就算张闻天事先知道登报发反共声明的方案，这个责任也只是个领导责任的。就像发了矿难，省长要付领导责任一样。当然了，如果张闻天他们事先知道实情，那刘少奇的责任可以卸掉许多。但是，刘少奇作为北方局的书记，出了成绩一定是他的，出了差错，也不这么容易逃掉，他是华北的总负责。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即使张闻天知道实情，中央最多担一半的责任，至于柯庆施，最多1.375%。

中共之前15年对蒋、军阀没有采用过这种手段，之后还有13年才夺取政权，面临蒋、汪、日等不同的敌对势力，也没有再次采取过类似的手段，我认为，中共实际上是了解这种手法的危害性的，所以就没有发扬光大。就像一个学生，虽然偶然靠一次做弊通过考试了，但是还是心中有数的，以后就没再干过。

另外laska兄反复提到，营救61人就是因为刘少奇办的，而且这些人都成了刘派，所以才被揪出来作为罪状。当然我知道，这些被营救的人成了刘少奇的小圈子，是他们倒霉的重要因素，不过另外想想，刘从31年1月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44年基本确立接班人的位子，45年正式成为2号，到66年文革，30多年时间，处理的党务政务成百上千，怎么就这个成了文革第一件大案呢？这不是也说明，在他处理的所有事务中，这件是破绽最大、最为人所诟病的吗？

所以，刘少奇救61人的做法，我承认这是一招，但是个损招。

• 重点不在那61人，在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