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着当把考据党：谁知道，谁不知道 -- 达雅

刘格平同志对"北平反省院"的回忆

我是在一九三四年在暴动中被捕的，先后送到许多地方，三四年六、七月份送到张学良那里，三五年被判无期徒刑后被送到陆军监狱，三六年一月又被送到军人反省分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五十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的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很调皮的人占独间，我就是占的独间，和我一起去的共三十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做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抎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和我一起归案的共有十七人，我最重，判无期徒刑，琢县书记判十年，后得痢疾病死了。有四个人释放了(其中有团书记)。把我送进了军人反省分院，其它人都按刑事犯放了。

1936年主席已到延安，我们狱中的人也学习，有文件，也有书籍(包括哲学、经济学)，狱中的人文化程度不同，有人会外文，就翻译俄文、英文、日文等书籍，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文盲不识字的住上几年就可学一门外语，当然这种学习是要经过许多斗争的，设法不叫敌人知道、发现，那时我们买通了看守长，他给我们送东西、传文件，南北监联系，两监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34、35年(据说)曾经经过一次绝食斗争，从那以后就可以看报了，在狱中的人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有的原是党员入狱后要经过考验才能以党员看待，有的干脆当外围，在狱中一般是不发展党员的。

我在北监是支部书记，南监的支部书记是殷坚。他在苏联住过，后到德国医院看病，被发现是党员，而被处死了，他在时常给我联系交换文件。

反省政策是从32、33年开始的，以前采用抓住就杀，后来就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要出去，我们就分得很严格，不和他接触；对当时新进来的人，放风时就互相了解他，如果他表现不好，就没人理他了。

36年秋天(8、9月)南监有人要登报出去(可能是殷坚)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开始他说给我听了声明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看来他们早就有酝酿。那时狱中争论虽也很厉害，但跟我联系不多，他们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批准。开始大多数的人是抵抗的，他们把我当作顽固的钉子，尤其是北监的人大部分和我站在一起，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大部分就出去了，到七七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三十来人，留下的情况也不同，那时也有规定坐狱半年以后才能写启事出去，我反正不写启事，那时在狱中不反共是时刻有被处死的可能，他们出去以后，闹得很厉害，写信动员。我还得革命，一坐到底!不能怕死。

七七事变后，我们要求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要求释放，他们说对我保护，实际又把我送到第一监狱重新坐狱，减刑为十年，1944年期满出狱，实际坐狱十年零三天。

我出来以后，到解放区，知道凡写反共启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在狱中高仰云叫小高儿，(当时狱中有三个小高，高仰云、高锡久(西安叛变当了特务)，另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有些人出狱后也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

我出来以后，他们(薄、安等)都没事儿了，有的还担任重要工作，我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情况，组织批准了，又经过了整风，审干等运动，根本不知道他们有反共启事，更不想他们把这个事竟隐瞒起来了。

南开同学来我这儿，让我看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以后，我才重视了这件事情，我就到中央反映这个问题，中央同志接见了我。……中央对此问题很重视，中央说同学们作得很好，我完全支持你们，有问题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他们说是北方局批准的，到底是谁不知道，我看现在值得怀疑。

当时释放的人，是党员要和组织联系有介绍信，北监出来的是我开介绍信，介绍信也是暗语代号，一般是：

××兄弟出去了，到你处去，请你好好照顾，他身体不好……底下留款也是代号，上级狱外组织一看就知道了，凡是写了反共启事的我是不开介绍信的。

在狱中，开始坚持斗争我们是一致的，但在出狱这个问题上不一致，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来，后由于出去的来信动员，多数人就动摇了，出去了，我们从多数变成了少数。他们把我看作顽固分子。

我最近看了几个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都有问题，如吴云夫的是：

经组织活动出狱——安子文

根本不提登报，更不说反共内容，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安子文在组织部已二十多年了，以后又是组织部长，这些问题都要经过他的，还能弄好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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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露刘少奇大叛徒集团黑幕(1-3)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等供稿

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

上海客车修配厂工人造反队

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编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