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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事春秋5 长城有多长？大明有多大？

秦大路

自古以来，万里长城延伸到哪里，中原文化就会被传播到哪里。长城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长的防御工事，但长城并不是领土分界线。虽非国境线，由于在除防范外敌之外还起到了隔离和壁垒的作用，长城最终变成了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的心理分界线和文化分界线。塞外民族同化于中原文化的的程度，与长城的地理取位和延伸远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得不承认，长城的修建对古代中国民族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长城这边的中原王朝，以泱泱中央大国自居，把长城之外的民族，视为野蛮异类，誓不与之为伍。而那些坐在马背上的民族，物资极为匮乏，面对中原这个“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有机会他们便南下骚扰和掳掠，以获取粮食、布匹和铁器等必需品。

长城内外之间的长期敌对和冷战存在了两千多年。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有点类似于古代的“柏林墙”。用长城把异族彻底隔绝于边荒，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要国策。

一朝接一朝、一代接一代的长城建造者们当然希望这条防线无比坚固。自秦以后，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象明朝这样重视长城的修建。建筑史上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可见明朝人是修筑各种防御工事的行家里手。明初洪武年间主要在长城沿线修建各种屯兵卫所，而长城的大规模修建，基本始自永乐年间，陆陆续续共修建了两百多年。到明末，长城已经绵延万里，东段至辽东腹地，濒临鸭绿江，西至天下雄关嘉峪关。沿线有数不清的了望台、烽燧点，大大小小的屯兵卫所星罗棋布。

明初长城以北有不少屯兵卫所，后来却悉数迁至长城沿线，使得长城成为明朝北部最后一道防线。从明初到明中叶，虽然明朝在北部边事争端中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在建置以长城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时有过两次重要的失误。这两次失误直接影响了疆域的拓展和防御体系的完善。第一次失误是放弃敦煌的错误决策。洪武五年春（1372年）。明朝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被蒙古军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孤军深入漠北，与蒙古军发生遭遇战，后无功而返。仅西路冯胜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本可继续西进，但明朝弃敦煌以嘉峪关为界，从此明朝万的里长城延伸至嘉峪关后划上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第二次失误是建文、永乐、宣德三朝对三卫的放弃。洪武年间，明朝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今内蒙宁城）、开平卫（今内蒙多伦）和东胜卫（今内蒙托克托）等。此三卫使得西北、华北诸镇与东北诸镇之间互为犄角，声势相联，在辽东镇和华北宣府、大同等镇之间形成了一个通畅的战略走廊。更重要的是，这个战略走廊在北京和蓟镇以北，产生了一个战略缓冲和战略纵深地带。这个战略走廊若能保留始终，有重兵防守要冲，断不会有蒙古和满清铁骑屡屡突破北部长城而长驱直入威胁京畿。建文、永乐、宣宗三朝，陆陆续续三卫或放弃或内迁，最终使北部防线完全收缩。起初为了消弱藩王势力，明朝把驻守北部边陲的藩王调往内地，随后大宁卫驻军全部内迁至保定，使得东胜卫孤悬在外，遂调东胜左卫于永平，东胜右卫于遵化，原有的东胜卫从此不复存在。后明宣宗又放弃开平，南迁三百里，移守独石，成为开平前屯卫。至此，防线南移，北部屏障退至长城，边防变的较为空虚， “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中叶时长城沿线的重要边镇群中已经形成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核心重镇，称为九边。所谓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这些重镇往往屯有重兵，攻击时集结，守御时互有策应。例如万历年间辽东鞑靼土蛮部四万骑兵大举进攻辽东，戚继光率数万蓟镇重兵，李成梁率领辽东镇重兵，几成合围之势，后土蛮部畏怯，初战之后即退军远去。然而，这只是明后期极少数的例子。明后期防御体系中的“硬件”虽固，“软件”效能却十分低下，诸如军队战力、组织力和指挥系统的运转效率等均弱于对手，明朝只好过分依赖长城工事，在万里长城沿线行“困守”之计。

对于长城的作用，后来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曾有过精彩之论。康熙八年（1690年），由于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倾塌甚多”，总兵蔡元上书“请行修筑”。康熙没有批准，他在上谕里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是满人，当然不会抱有“华夷大防”之见，故而把对蒙古等民族的安抚，看作是“安民”。清朝在北部一直采取“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的策略。康熙解释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乾隆也认为，“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盛，不如来之乃所以安之”。事实证明清朝在北部边事方面以安抚为主的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当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互市贸易、朝廷封赏给塞外民族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他们掳掠所得。与其说这是清朝防御战略的成功，不如说是外交政策的胜利。明隆庆年间促成的俺答封贡，保证了北部边疆四十多年无战事，也是另一个明证。这是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在明朝，基于传统意识和现实舆论的压力，以天朝正统自居的明廷轻易是不肯与塞外民族讲和的。所以他们不停的修筑长城，使得长城越来越长。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到底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七百公里。根据这个说法，山海关以东，长达两千里的辽东长城被明以后的史家们完全排除在外了。这些史家里，有以扬清抑明为目的的清朝御用史家，也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而伪造历史依据的日本史家，当然也有说不出什么动机的当代史家。

实际上，长城在辽东延伸之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根据刘谦的《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辽东镇明长城，始建于正统二年（1437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修筑，最终建成了西从山海关起东到鸭绿江止，全长约1050公里的明代辽东长城。从当时明王朝的防御战略来看，以蓟镇为中心，拱卫京畿的长城环线最受重视，修造时也最下功夫。例如八达岭、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等区段，依据山险形胜而建，气势恢弘，至今游人如织，蔚为一大世界级景观，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而辽东长城，与传统长城有所不同，当年建造时以辽人建辽长城，朝廷投入并不是很大，修造的目的是防御辽东蒙古鞑靼部和女真部落的骚扰。直到如今，辽东长城仍以一种离散式的链状，横亘于东北的平原和山区。虽不如八达岭、慕田峪长城那样雄姿巍峨，无以成为旅游景观，但辽东长城本身，和她所见证过的百年战火，成为历史上无法抹去的印迹。

清朝很多史籍都说“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山海关），西尽处曰大龙尾（嘉峪关）”，把辽东长城一笔勾销。诸如当代的一些史籍提到辽东边墙，则必提柳条边，不提辽东长城。当年清朝政府为了“保存祖龙发祥之地”，实行了封禁政策，限制汉人、蒙人进入盛京（沈阳）以东地域，故而修筑了柳条边。日本稻田岩吉的《满洲发达史》载，柳条边“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涂土埋二尺，降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可见柳条边是一条超大号的篱笆墙。如果说，长城是古代的“柏林墙”，那么柳条边就是清朝的种族隔离带，是民族矛盾、等级制度的产物。正如电视剧《篱笆墙的影子》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这么长？”篱笆墙毕竟是篱笆墙，柳条边只能在历史上拖下条影子，而长城永远是长城，千年百年风雨如晦，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山川上的印记，会长久的留存下来。

辽东长城蜿蜒所至，大大小小的卫所镇堡与长城星罗相伴，使得东北大部分区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都在明朝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极盛时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均为明朝领土，曾有明朝卫所驻军，至今仍有碑刻铭文为证。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里，辽东区域的汉人无论是居住范围还是人口数量均远超女真和蒙古部落，中原文化也从此在辽东扎下根来。只是在后金兴起至满情夺取政权以前的二十余年里，辽东辽西才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形态存在过较短一段时期。（大路按：清朝建立后，东北属于清朝治下的中国，不复以独立形态存在）。三十年代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时，诬称东北三省自古以来是满情故国，实属强奸历史。甚至今人也多误解东北大部是满清故国，犹为可叹。至于登辉李炮制过的七国论，特以东北为七国之首，妄言东北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实属历史笑话，不值一洒。这里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