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丢掉中国”的拉铁摩尔（上）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欧文·拉铁摩尔回应麦卡伦委员会指控他是苏联间谍，并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的观点时，反问道：“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

50年代注定是个清洗的年代。海峡两岸的政权忙着清洗各自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因为中国出现的政权更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大清洗。政治事件的发生通常来说，既源于现实又源于想象，而政治的现实与想象总掺杂在一起,互为因果。现在看来这场风暴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逻辑的起点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想象，如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好像中国曾经属于美国似的”（书中“属于”一词下还打上了着重号）。中国的权力转换，终于复活了国会中长期存在一个怀疑，即美国政府中存在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而具体的推理过程大致来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实力对比上弱于国民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不可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唯一的解释就是苏联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下一步的推理就是,国民党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会输给获得苏联支持的中共呢?→结论就是苏联的势力已经直接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并影响了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最后,这些苏联特务毫无疑问应该统统清洗掉。

而这种推断在美国高层内部，并不以为然，比如说艾奇逊在1949年12月政府的秘密商讨会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毛不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权力的，不是依靠苏军获得职位的。”但在公开场合，由于杜鲁门个人的态度，国内的压力（这主要是指国民党的游说集团），信息的不完善及对中国政策的含糊，艾奇逊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白皮书中指责蒋介石的腐败，另一方面在呈送白皮书的信中，谴责中共领导人屈从于苏联。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用“斯拉夫式的满洲国”称呼中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中国就是苏联附庸在美国朝野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政客或出于意识形态，或出于乘势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等考虑，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清洗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时的共和党领袖亲切的称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美国的自由”。其实麦卡锡算不上是个成功的政客，在他找到共产党这个敌人之前，因为收受贿赂、为纳粹辩护以及酗酒等丑闻的影响，政治生命岌岌可危。阿赛思·西奥哈里斯在《镇压的萌芽：杜鲁门与麦卡锡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杜鲁门政府是推动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早在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成立了部际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处理忠诚案件，该委员会可以通过调查，宣布某位联邦雇员有忠诚问题，而提出永久解雇的建议，但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解雇的权力。而在46年之后，为了应对冷战带来的内部颠覆的恐惧，以及共和党带来的竞选压力，杜鲁门成立了临时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在47年，杜鲁门正式组建中央忠诚调查委员会，这一部门负责协调对美国200万文职雇员的忠诚调查。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解雇联邦雇员，而在50年左右，在国内反共的压力下，杜鲁门签署了10241号行政命令，将解雇联邦雇员的标准由“合理的根据”放宽为“合理的怀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2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此后艾森豪威尔的洁身自好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5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麦卡锡于1950年2月9日在惠灵的演讲中，将矛头指向国务院，他声称自己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都是国务院里已知的共产党分子。这个205人的数字到了盐湖城变成了57人，当麦卡锡回到华盛顿时，再次变成了81人。这些魔术数字，麦卡锡后来做出结论：“让我们忘掉这些愚蠢的数字游戏吧。”确实，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况数字乎?

事实上，政治斗争确实不是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多少过硬的论据，简单直接的政治口号，比细致深入的现实分析更能打动人心。而在纷繁芜杂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是客观冷静的中立分析人士，而是旗帜鲜明更有力量的政治人物，正如如罗大佑的“爱人同志”里所唱：“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使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你象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冷战的全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你选择站在那一边?”(亨廷顿)。约翰·布里克曾对麦卡锡说“乔，你是一个卑鄙小人，很多时候你必须充当一个卑鄙小人，而现在正是时候。”

在支持麦卡锡的政治势力中，台湾国民党的游说集团“院外援华集团”显得尤其活跃。麦卡锡自然投桃报李，反共的剑锋首先指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根据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和磨难》一书估计，从1925年到1949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至少是184人，或许在麦卡锡和国民党看来，只要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成为共产间谍的嫌疑，至少也可能是中共的同情者。这些记者中的绝大部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当然，汪公垂训，蒋公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不一个”麦卡锡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从“中国通”记者到包括谢伟思，范宣德在内的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都受到了麦卡锡主持“专案组”的调查，而史迪威、马歇尔也不能放过，甚至艾奇逊，包括罗斯福，在麦卡锡的演说中都有通共的嫌疑，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被麦卡锡称为“叛变的二十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成了“叛变的二十一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直到越南战争仍然余波未平，当美国外交官们后来反思越南战争时认为“麦卡锡对被他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迫害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战泥潭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

对麦卡锡及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在今天美国成为一门显学。除了我前引的阿塞思的著作是从政党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米切尔的《麦卡锡与知识分子》一书，则从社会冲突角度来解释麦卡锡主义是如何获得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戴维·考特的巨著《极度的恐惧：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清洗运动》（《The Great Fear:The Anti一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更是一本全景式的历史著作。在我有限阅读过程中，常免不了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去理解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欧文·拉铁摩尔”。

• 美国政府里的中国通逸事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