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桂柳会战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长官部逃至六寨时，被美国空军误认是日军的追击部队．加以疯狂的轰炸”。我要补充说明．美国空军这一次不仅炸毁六寨，连比六寨面积大过三十几倍的独山都炸成粉碎．全独山市没有剩下几间完整齐全的房屋。轰炸引起的大火．半月之久尚未熄灭。都匀市也被炸去一半。六寨原来就是个山中小集镇，被炸去三分之二，这三个地方被美国飞机轰炸所损失的物资包括公私财产和死伤的人数（难民、居民、军人），真是无法统计．这是中国抗战史中的一大惨痛事件，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宣布过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亲眼见到的情形。不过六寨因为有张发奎这名大官几乎被炸死，故国民党政府中人员才了解到六寨被美机炸过，殊不知独山、都匀被美国空军炸得比六寨更惨。

汤恩伯部队在龙里干什么呢？专事缴前方下来部队的枪械和搜查从前方下来官兵的腰包，不论好坏东西，一起拿走。因为九十三军第十师不服气汤部这种行为，双方曾在龙里打了一仗。贵阳市民听到枪声，误以为是日军到了，即时四散奔逃，引起一场虚惊，所以在贵州境内对日寇作战，汤恩伯部队是没有打过一枪的。

我记得当时美兵在金城江、独山、南丹等地方破毁物资是有其事的，但没有参加炸桥这一工作。因为他们不担任作战和警戒任务．故不参加这项工作，这座桥是在黔桂公路上南丹城南三十几华里的大山中，大山塘山口南脚下的刁江上游，车河（不是河池）之北。桥高有二十几米，桥长约八十几米，桥墩是钢骨水泥制成的，桥架是木制的。水深平时约在两公尺以上，不能徒涉。装炸桥药包的工兵，我也看见是中国的工兵团，受军政部国防工程处长兼军令部工兵指挥部指挥官马崇六的指挥，在沿黔桂公路上的大小桥梁上及涵洞内，都在事先装置上炸药包，但到何时炸桥，须与前方作战部队长协商；并说他们已严令工兵团切实遵守，要我和工兵团切取联系。至于大山塘这个大桥的炸毁，先是在一周之前装好炸药包，当张发奎赤足跑过桥，上了我们阵地后，命令我们部队通知守桥的工兵即时炸毁了桥梁。这个时候的张发奎真狼狈到极点，跑得连鞋子都丢失，因为马路上的逃难人多，谁也不理会他长官不长官，就是不让路，挤不出路来向前走，于是由十几个卫士左右搀扶，前拉后扶．有的在前边撞路，这样才跑上大山塘山上来。后来张发奎就不管前方作战部队交通困难 不困难，通过一处即炸毁一处的桥梁。故炸桥一节据我亲眼看见的事实与美兵无关，是中国工兵炸的。炸这座桥造下莫大的罪孽，连桥上及桥前后附近的军人、难民死伤总人数在二千人以上。没有走过桥的难民，挤满了马路，前头在桥附近，后尾还不知有多长的“人流”被日军赶到，一一杀死。少数逃进两边山中的人，又被广西当地土著杀掉，逃过桥的“人流”，后尾就在大山塘的山边,而前头快走到六寨。这样长的“人流”每天走不出十华里路远．加上抵抗的部队崩溃得又快，在南丹仅打了四天，以致又被日寇赶上屠杀几尽；其中有极少数的难民逃到贵阳，保住性命。在南丹城北火车道与汽车路交叉之处，我站在东边山上，亲眼看见日军用机枪扫死难民两万多名，地下的尸体是一堆一堆的。

广西首当其冲的是全州。全州的守军是93军，军长是陈枚农。陈枚农治军不严，军纪太坏，由四川开往广西时，沿途拉夫扰民，到处殴打百姓。在贵阳市内架起机关枪同保安部队打架，胡作非为，纪律荡然。沿途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极不欢迎，甚至于有人竟然说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而已”。

1944年5月间，93军由四川綦江出发，7月间达到全州后，不积极作阻止敌人的作战准备，有些军官们竟用汽车载上东西物品运到重庆去做生意，图利赚钱。这些东西物资不是盗取国家的，就是从湖南、广东的商人和难民手中便宜买来的；也有强行扣留的，明夺暗抢的。在大敌当前还不图谋杀敌之计，竟然大做生意赚钱，这种部队怎能打胜仗呢？

陈枚农对广西、湖南交界的重要险地-------黄沙河,不派重兵扼守.仅一个营做前哨部队.敌人乘防守疏忽之际,于9月初一举而突破黄沙河,进入广西省.当时驻桂林负指挥全责的张发奎.要陈牧农固守全州,而陈牧农听从部下两个师长马叔全、王声隘的说法，误解为不是单守全州城池，而是守全州全县，只要并不退出全州境内，就算对啦，9月14日陈牧农将全州城防撤守，退出城郊30多里之外。全州城郊烧了十几天的大火。容敌人唾手而得全州城。这样湖南通广西的东大门已被敌人打开，广西全省各城市皆震动了。

全州又为蒋政权的西南补给点，堆集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秣，以及后方仓库应有的资料和材料、美国人的汽车汽油，那实在是太多，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还有机械化的第5军的后方仓库物资也堆集在全州，给93军这一撤一烧，损失得干干净净。

第97军（军长陈素农）奉命于10月21日由重庆出发。该军所辖166师及196师两个师，我是166师临出发时到差的参谋长。师长王之宇、副师长黄淑皆住在重庆公馆中，不随部队行军，怕的是吃苦。这种只图个人的享受、不管国家民族的利害，是国民党军官们一惯作风。本来敌人已临近桂林，部队是应该用汽车输送的，既可减少官兵的疲劳，又可争取时间，早日到达广西省，从容布置阵地，构筑工事。可恨军委会不发给汽车，甚至连笨重的物资和给养，还得士兵亲自背着行军。士兵连双草鞋都没有，光着赤足走路，哪能走得动，走得快呢？166师特务连一个士兵睡在公路上不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走了，那个兵即时回答我说：“参谋长，我真的不能走了，足都磨肿了，给我一双草鞋，我就能跟上部队走。”当时国民党部队士兵的惨苦情形，由此可见。其他各团营连队的士兵类似情形的事，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尽的。我们整整走了20天，11月10日才到达贵阳。先说只到贵阳，后来又叫到都匀，到都匀后又叫到独山，又叫到金城江。我们除了在重庆得到了许多慰劳品外，在贵州各地遵义、贵阳、都匀、独山都得过大批的慰劳品，开过群众性的欢迎会，人民大众希望我们打胜仗来保卫祖国，保护民众的安宁。我都参加了欢迎大会，并代表部队接受了慰劳品。我一个人在新带差的军长陈素农的指挥下，带上一师人马，一步步地向广西进军。因为我是该师中具有13年历史的老军官，当过很长时间的营团长，故当时的营团长们还很听我的话，服从我的指挥。我同萧超武的496团走在前边。到达金城江后，就遇着填满公路中的“人流”挤的部队走也走不开，部队想向前移动几里路是很困难的，有时部队竟被“人流”阻隔成几段而连系不起来。张发奎的长官部也乱纷纷地往下撤，在难民的“人流”群中乱打乱推找路跑，向后边撤退。这时官僚们的官体也不能保持了，一律徒步，有的赤足，争先恐后地逃命，看谁跑得快，就算谁有本领。

敌人的先头部队和便衣队混杂在“人流”中进入我们的警戒线，哨兵还没有发觉，不知道混进了多少次数及多少人后，才被第一线部队发现了。第一线的连排长们就不问青红皂白，命令部队向“人流”中的老百姓乱开枪，才将敌人的便衣队及先头部队打出去，但同时把逃难的老百姓也打死了千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