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国Vaterland（一） -- 道孙吴

“出生，汉堡，1922年。父亲因大战中的旧伤在1929年去世。母亲在1942年死于英国空袭。1939年参加海军。1940年进入潜艇部队服役。1943年因为卓越的勇敢表现获得提升。1946年成为艇长——帝国最年轻的潜艇指挥官之一。闪闪发亮的履历。可是呢，哎呀呀，从这时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内贝继续翻阅着那叠档案。马赫盯着车窗外面。绿色的草坪。绿色的天空。浅绿色的房子。灰绿色的士兵。“这玻璃太厚了。其实五厘米就足够了。”内贝头也没抬，马赫感到有些惊讶，连忙收回了视线。

“十年没有得到晋升。1957年离婚。那时候‘有关部门’开始对你加以注意。街道委员会和邻里监视组织的报告：“拒绝在冬赈活动中捐款”。韦尔德市场的党务官员：“多次拒绝加入国社党”。食堂的侦察员报告：“对希姆莱有不满言论”。酒吧的侦察员报告，饭馆的侦察员报告，走廊上的侦察报告……”内贝一张一张地抽出那些淡黄色的打字纸。

“1963年圣诞节：开始询问过去住在你的公寓中的犹太人的下落。哈！犹太人！你疯了吗？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我儿子？我儿子只有十岁大！”“已经足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了。而且学会倾听大人的话了。你知道。”“我能不能听听他汇报了些什么？”

“‘对党的活动缺乏热情’。问题在于，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内贝把文件丢到一旁，警告地伸起一根手指，“这些文件已经在盖世太保那里积攒了差不多十年。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今年一点，明年一点。就像肿瘤一样。每份报告看起来都不致命，但是加起来就足够了。现在你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你。”“格洛布斯？”“格洛布斯，是啊。还能有谁？昨天晚上他要求把你送到哥伦比亚大厦，由党卫队内部法庭进行审判。”哥伦比亚大厦坐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旁边的帕佩将军大街上，是党卫队的内部监狱所在地。“我可以这么和你说，马赫，就凭这些材料，已经足够把你送进KZ了。在那之后，谁也帮不了你。甚至我也无能为力。”

“是什么阻止了他这么做？”“要对现役的高级刑事警官进行军事审判，必须经过全国领袖本人的批准。海德里希征求了我的意见。所以我是这么对敬爱的全国领袖先生说的：‘很显然，格洛布斯这个家伙害怕马赫会发掘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来。所以他想先下手，除掉他。’海德里希说：‘我明白了。你有什么建议？’我说，‘为什么不这么办？让他在元首日之前证实他对格洛布斯的指控？这样他还有四天的工夫。’‘好吧，’海德里希说，‘但是如果到时候他还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话，我就把让格洛布斯得到他。’”内贝裂嘴笑了笑，看上去更像蜥蜴了。“这就是全国领袖先生为合作多年的同事做出的友好安排。”

“我想我必须感谢全国总指挥先生。”“哦，不。不要谢我。”内贝看起来很高兴。“海德里希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对格洛布斯做什么。他很想知道。我也是。可能原因不同。”他再度用那只强有力的爪子抓住了马赫的胳膊，嘶嘶作声。“这狗杂种害怕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去查出来。别相信任何人。阿图尔大叔一辈子都相信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老家伙管格洛布斯叫‘潜水艇’吗？”“不知道。”“因为战争期间，他在波兰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安装了一台潜艇用的柴油机。用废气把犯人熏死。格洛布斯喜欢杀人。他很想杀了你。记住这一点。”

内贝放开了马赫的胳膊。“现在咱们必须说再见了。”他用手中的藤杖敲敲车顶。司机钻出车来，走到马赫这边，把车门打开。“我本来可以把你捎回柏林的。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人走。随时向我通报。找到路德，马赫。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沉重的车门被司机轻轻关上了。那台400马力的八缸引擎发出的声音出奇的小。也许是车身钢板太厚了，马赫想。这辆重达六吨的大轿车姿态优雅地驶上砂石铺就的车道，向别墅大门开去。马赫几乎看不见车里的情况，只有防弹玻璃后面那个模模糊糊的绿色剪影。

他转过身来，发现格洛布斯正在看着他。那个粗脖子的党卫队将军大步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把卢格手枪。他一定是疯了，马赫想。他想在这儿把我打死。就像打死布勒的那条狗。但是格洛布斯只是把那把枪塞到他的手里。“你的手枪，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你会需要它的。”接着，他突然逼近马赫。近得足以闻到从他嘴里呼出的热气。酸臭哄哄的蒜肠气味。“你没有目击者。”他凑到马赫耳边，悄悄地说。“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

马赫在奔跑。他出布勒的别墅，跑出天鹅岛。跑上湖边堤道，然后翻下来。跑进树林，直到标志着绿林东部边界的那条高速公路，才停下来喘气。他的两只手抓住膝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最终变成了哭泣。在他下面，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接着他又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不顾身上的疼痛。他走下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走过尼古拉湖地铁站，沿着西班牙大街走向党卫军学校。

门卫看了看他的刑警证件，让他进去了。他的外表——眼睛通红，胡子拉碴，气喘吁吁——似乎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他找到了宿舍楼。他找到了约斯特的铺位。枕头没有了。毯子被拿走了。只留下铁床架和木床板。床头柜开着，是空的。

一个正坐在床边擦靴子的学员讲了所发生的事。他们是昨天晚上来的。两个人。约斯特将被送往东线，他们说，“接受某种特别训练”。约斯特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句话，似乎是在等待那两个人的到来。这个学员惊叹地摇了摇头。约斯特！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竟然选中了约斯特！所有的同学都既羡慕又嫉妒。他竟然比他们领先一步，去体验真正的战争！

电话亭里散发出一股尿液和香烟的味道。肮脏的地面上扔着一个用过的保险套。“快点啊，快点啊！”马赫自言自语。他用一枚一马克的硬币敲打着电话亭的玻璃，一边心急火燎地听着电话另一头的振铃音。她没有接电话。最后他把听筒挂了回去。

自从昨天中午在绿林的野餐之后，差不多二十小时里，马赫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街对面有家食品杂货店。马赫买了一瓶牛奶，和一条刚烤出来的松软面包，站在路边匆匆吞下。多疑的店主在窗户后面望着这幕奇怪的场景。马赫知道自己看上去就像个逃犯——逃亡途中停下来胡乱找点食物，在大庭广众之下狼吞虎咽，然后继续上路。牛奶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用手擦净。他的皮肤像砂纸一样粗糙。

他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是否被跟踪。马路这边，一个穿制服的保姆推着一辆童车。对面，一个老太太走进电话亭。一个小孩向哈维尔湖方向走去，扛着他的玩具帆船。太平常了，太平常了……好公民马赫咽下最后一滴牛奶，把空瓶子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你没有目击者。再也没有了……”他对格洛布斯感到一阵巨大的愤怒。比这强烈的则是深深的内疚情绪。

盖世太保一定在卷宗里看到了约斯特的陈述。他们会去党卫军学校核查，从而得知马赫昨天下午来过这里。这会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引起一阵惊慌情绪。他对约斯特的拜访实际上等于这个年轻人的死刑判决书。他太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了，结果导致一个年轻人的无辜死亡。不。他不信格洛布斯会真的把约斯特送到东线。他太了解这个恶棍了。这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已经被杀死了，尸体冷冻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窖里，等着几个月后作为“阵亡士兵”的尸体送还给他的家人。

而现在那个美国女孩也没有接电话。他们对她做了什么？

一辆军用卡车从他身边驶过。一个可怕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夏洛特·麦吉尔被车碾过的尸体躺在阴沟里。“柏林市政当局对这起交通事故感到遗憾……肇事司机仍在搜寻当中……”马赫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致命传染病的带菌者，给与他接触过的人带去死亡。他应当挂上一个牌子，写上“此人危险，请勿靠近”。

一段段回忆在他头脑中不断闪现。

阿图尔·内贝：“找到路德。在格洛布斯之前找到他……”

鲁迪·哈尔德：“上星期几个西波的高级侦探来档案馆，向我询问你的情况……”

阿图尔·内贝：“这里是你妻子的报告。这是你儿子的报告……”

他沿着开满苹果花和樱桃花的郊区街道走了半个小时。街道两旁，树篱和栅栏后面，是一栋一栋的独立式住宅，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楼。衣着得体的中年男人，医生、律师或者大学教授，每天早上把他们的大众或者奥佩尔轿车从自家车库里开出来，妻子站在门边挥手。达勒姆是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幽静、安逸而富足。几辆校车从马赫身边经过，车里坐满了穿着儿童团褐色制服的小孩。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大概是去动物园春游。

为了问路，马赫拦下了一个大学生。看到马赫的黑色制服，那个年轻人乖顺地垂下头。达勒姆有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马赫看到许多年轻人——比如他面前的这位——留着违反官方规定的长发，一直垂到衣领。一些年轻女生穿着牛仔裤——天知道她们是在哪里买到的，把屁股绷得紧紧的。还有一些学生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呼啸过市。

由汉斯和索菲·朔尔兄妹创建的“白玫瑰”组织，这个四十年代被镇压的学生抵抗运动，在六十年代又死灰复燃，成为令盖世太保颇为头疼的十宗“叛逆罪”大案之一。（注：指攻击国家元首、攻击宪法、危害国家秩序和安全等罪名。与之相似的是“叛国罪”，包括出卖国家机密、帮助敌国等危害国家对外安全的罪行。在第三帝国，这两桩罪名被列为最高等级的犯罪）大学的墙上随处可见这样的涂鸦：“Ihr Geist lebt weiter”——“他们的精神永存”。“白玫瑰”运动的成员秘密集会，反对兵役制度，留长发，穿牛仔裤，收听被禁止的西方流行音乐，私下阅读被禁的书籍和杂志。凡是被抓到的“白玫瑰”成员都要被判处重刑，关进集中营，或者至少也要送到东方前线服役。尽管大学当局负责任地和秘密警察联手，全力镇压，但新的“白玫瑰”小组仍然在全国各所大学里层出不穷，令盖世太保头疼不已。那个大学生一只胳膊夹着书，用另一只手含糊地给马赫指了指方向，然后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开了。

路德的房子离植物园很近，是一座19世纪的大宅，远离街道，一条弯曲的白色砂石车道直通大门。大门对面停着一辆没有标志的灰色宝马，车里坐着两个面无表情的男人。那辆车说明了一切。房子后面可能还有两个监视者，还有至少一个人在周围的街道上巡视。马赫从宝马旁边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凑过去对他的同伙说了句什么。什么地方传来了割草机的嗡嗡声。青草的新鲜味道从车道上飘过来。这座占地广阔的大房子一定值很多钱。也许不如布勒的别墅那么贵，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屋檐下面装着鲜红色的报警装置。

他按了门铃，察觉到门后有什么人正在通过窥视口看着他。半分钟后，厚实的大门打开了，门里是一位英国女仆，头戴白色软帽，穿着黑裙子，上面围着白围裙。他把证件递给她，她默默地接过来，然后又把门关上了。马赫耐心地等着。过了几分钟，那女仆把大门打开，马赫走了进去。女仆的鞋子在抛光的木地板上啪嗒啪嗒作响。他们穿过幽暗的门厅，走进更加幽暗的客厅。几乎所有的窗帘都垂了下来。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古龙水味道。马赫皱了皱鼻子。

玛尔蒂·路德夫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条手绢。她抬头望着他——玻璃一样的蓝眼睛，上面布满细小的血丝。“有什么新消息？”“什么也没有，夫人。非常抱歉。但是希望您知道，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必要措施来寻找您丈夫。”

这是事实，比你能想到的更接近事实，马赫想。

她是一个正在快速失去风韵的女人，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正在不屈不挠地与衰老的容貌战斗。不过，她采用的战术并不是很明智：色泽不自然的金发；做过拉皮手术的脸颊，化着浓妆，这儿一点粉，那儿一点膏；一件山东绸的洋装，只系了一颗扣子——尽管她并不胖——露出部分奶油色的乳房，从尺寸上看，像是填充过的。从岁数上判断，这个女人更像是路德的第三任妻子，而不是原配或者续弦。她身旁放着一本翻开的小说，封面朝上，马赫看到了书名。《皇帝的舞会》，芭芭拉?、·卡特兰（注：1901-2000，英国最畅销的言情小说作家）的浪漫爱情小说。

她把马赫的证件还给他。“请坐下来好吗？您看起来累坏了。甚至没时间刮胡子！咖啡？或者雪利酒？不？罗丝，给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拿咖啡来。哦，我自己要一点点雪利酒。一点点。”马赫挑了把扶手椅坐下，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开始倾听路德夫人悲哀的诉说。她丈夫？一个好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从不发怒。哦，也许有时候会发脾气，不过那是因为紧张。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马赫先生注意到了吗？

她递给他一张照片。在某个海滨胜地。也许是法国的蓝色海岸，或者克里米亚。路德穿着一条可笑的短裤，皱着眉头。他的眼睛被一副厚厚的太阳镜所遮挡。

她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像他丈夫那样岁数的男人——对了，他们正准备在12月去西班牙度假，庆祝他的69岁生日。嗯，他们在马略卡岛有座房子。啊，马丁是佛朗哥大元帅的朋友。他在西班牙认识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哦，佛朗哥大元帅是个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马赫先生认识他吗？不？嗯，总之，她不敢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出门前总是告诉她什么时候回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能和马赫先生谈论这些事真好，您真有同情心……

当她交迭两腿时，丝绸裙子发出了唰唰声，露出了她的膝盖。女仆把咖啡、奶罐和方糖放在马赫面前，然后把雪利酒端到女主人那里。路德夫人所说的“一点点”实际上是一整瓶，不过已经喝掉了三分之一。“您听到他提过约瑟夫·布勒或者威廉·施图卡尔特这两个名字么？”

路德夫人皱眉思考，马赫看到那个由粉底和胭脂做成的蛋糕上出现了一小条裂缝。“不，没有……绝对没听说过。”“上星期五他出门了吗？”“上星期五？我想想……是的，他早上出门了。”她小口啜饮着雪利酒。马赫做着笔记。“他什么时候告诉你他必须出差的？”“那天下午。他大概两点钟的时候回来，说发生了什么事，必须在星期一去慕尼黑。他是星期天晚上坐飞机走的，在那边住一晚上。”

“他没有告诉你究竟是什么事吗？”“我丈夫是个很老派的人，你知道，那种外交部出来的官员。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了。在他出发之前，看起来是什么状态？”“很烦躁，就像平时那样。”她笑了笑，小姑娘的那种吃吃傻笑。“没错，不过显得比平时更心不在焉。电视里的那些新闻令他沮丧。恐怖活动，东方的战争……我告诉他别去关注这些事，这对健康不好，但是他不听我的……是啊，这些事占据了他的头脑。”她的声音放低了。“战争期间，他曾经精神崩溃过。可怜的人儿。压力太大……”

她看上去泫然欲泣的样子，马赫连忙转换话题。“他是哪年精神崩溃的？”“1943年，我想。那时候我还没遇到他。”“当然。”马赫有礼貌地笑了笑，微微颔首。“那时候您一定还在上学。”“也许不一定是在学校……”那条裙子又往上提了几寸。“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的安全的？”“星期一。他没回家。我一整晚都没睡。”“所以您星期二早晨报告了他的失踪？”“我本来要去，这时候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来了。”

马赫试图掩饰语气中的惊讶。“他在您通知警察之前就来了？那是什么时候？”“九点过一点吧。他说他有事找我丈夫。我把情况告诉了他。全国副总指挥看上去很担心。”“啊，我敢肯定他很担心。他有没有告诉您他要和路德先生说什么事？”“没有。我想应该是和党有关的事情。为什么要问这个？”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起来。“您认为我丈夫做错了什么事吗？”“不，不是……”

她把裙子边缘拉了下来，用戴戒指的手指把褶皱抹平。“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次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您丈夫去过瑞士吗？”“去过。偶尔。好几年以前。他在那儿有业务。怎么？”“他的护照在哪儿？”“不在他的书房。我查过了。不过我和全国副总指挥说过这件事。马丁总是随身携带护照。他说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它。这是外交部的习惯，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真的……”

“哦，抱歉，夫人。”他换了个话题。“那些防夜贼的警报装置。我来的时候注意到，它们似乎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