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120) -- 江南水

　　一般说来，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城市能否成为新因素的结合作，就和社会结构直接相关。旧结构控制力越弱，城市越容易成为新因素成长的摇篮。 教皇所在的意大利最为典型。教皇和霍享斯陶棻家族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各自又不具备统一全境的力量，形成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均势。这种均势造成了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局面和旧制度控制的真空。于是，发达的商业贸易和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兴起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诺阿等等城市，象种子一样在封建社会结构的裂缝中扎根生长，逐渐长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就不可能出现上述真空状态。在一体化形成之前，中国古代城市——都、邑、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等级和宗法色彩。“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一体化结构确立以后，城市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正如傅筑夫指出的那样，我国战国以前的大小城市中，市场是根据封建“礼法”设置的，是城市一个特殊区域。战国以后的城市仍然由国家设立，而不是随经济需要自然发展起来的。唐代以前，大小市场的兴建和废止，均由朝廷敕令行之。唐代以后经济的发展，完全由政府控制市场已不可能了，出现了大量非官方设置的市镇、集市。

　　但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存在，它们不可能象欧洲城市那样成为相对独立于封建结构之外的地区。一旦这些城市由于经济上的重要性而发展起来，就会马上引起封建国家的重视，国家政府机构和管理网会立即延伸到这些城市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它们也具有行政上的重要性了。

　　由于一体化官僚网总是和城市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受经济发展的支配。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城市比欧洲的出现得更早，规模也更大。而这些大城市又随着封建王朝、官僚政治的兴衰而变迁着。

　　开封就很典型。它是在唐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后被北宋定为首都，成为中原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分繁华昌盛。这种兴旺局面同它是京城的显赫政治地位分不开的。公元1126年金军入城，开封失去首都地位以后，大批官员、商贾、市民离开了开封。开封一旦失去了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商品需求也大为减少，商业急剧衰退。

　　与开封市相连的交通网也开始冷落弛坏。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商业交往随之衰落 。

　　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临安迅速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面积比现今杭州市区还要大的繁华大都市。但明代以后，杭州不再是首都，它也就逐渐衰落了。

　　总之，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负责管理广大农村、处理行政和法律事务，担当地方和中央的联络职能 。

　　执行着如此重要通讯联络功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当然远比欧洲封建社会的城市发达，但它也是封建统治控制力最强的地方。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又被称作郡县城市，是带有地方行政的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的。这种城市，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母体。

　　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宙斯罚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但石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

　　“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

　　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

　　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

　　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