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上） -- gaogeli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公布为177万人。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过渡时期内，还有11万人起义、投诚，合计为188万人），包括将领1 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

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这绝不是个小数，2001年“911”事件时美国现役军人总数也不过140万人。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独一无二更为辉煌的篇章。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却鲜见于公开出版的史料，相关的党史、军史专题研究和纪实文学也罕见于市。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和第77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我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伯涛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师早就想起义了，该师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俊成曾两次前往第二野战军总部请示，刘伯承、邓小平硬是没同意：“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千把枪的问题。”后来，该部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罹难，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旗手、鼓手改行敲丧钟的，已日甚一日，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之“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任由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这期间起义比较典型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兵团。1949年12月24日，该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签字、发布起义通电时，从兵团司令官到一般团长、营长，特别是师以上政训人员，多是抱头大哭。该兵团所属第55师起义之前，师长安××曾召集所属各团团长，提议集体“杀身成仁”，不料，团长们不但无人愿意响应，还戳破了这种“忠义道德”的虚伪：“胡（宗南）自己都不自杀，我们也不自杀！”又主张将部队拉上山“打游击”，可后果是“没有吃的”。想去台湾吧，又“无路可走”。不得已，才决定“起义”。对这部分人的起义，早先的起义人员是看不上眼的：“他们那还叫起义？”

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是有“绝招”的。这个“绝招”，是在改造第一次起义高潮的起义部队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其间，经历了尖锐、复杂、反复的斗争，并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国民党军队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然随从、被动选择。

这188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当兵之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当兵后，又受长官的盘剥与欺压，他们虽然占多数，但没有地位，“说不起话”，而且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一位起义士兵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认主子啊！就和电影《末代皇帝》里面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在国民党军队，有权、有势的是军官。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因为旧社会有钱人家才能送子女读书、考军校。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在第一阶段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虽然对其非常关照，生活待遇超过主力部队的标准，但由于旧军队的作风未变，“纪律坏”，“驻地十七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据县政府负责人王廷栋、程耀武被迫写给邓小平政委、薄一波副政委的信中记载，高部每天需由政府派700头牲口运输粮煤等，一切支差都不发盘费，连饭钱都不管。其次就是向村上要东西。部队没柴草烧了，就偷拆老百姓的水车、门板、桌椅。马会村800棵果树也被锯烧。有的军官还造谣说：“国府命令三月十五以后退回全部斗争果实。”还有动手打区乡干部和民兵的。

在第二、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同类问题。如国民党第16兵团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起义后至部队东调前，“官兵中常发生开枪打杀农民的鸡鸭，或化装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等违纪行为。官兵关系也极为紧张。”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以川军系统的第302师为例，该师发生叛变后，被查出扣捕的中统、军统特务就有49人。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 75种，有4 058人参加，其中参加国民党的1 326人，参加三青团的351人，参加青帮的881人，参加红帮的690人，参加袍哥的522人。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三分之一。

血债问题也不少。

不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人，至今还在诅咒旧军队的暴戾：“太黑暗了，军官杀当兵的，就像杀个小鸡一样！”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军俘虏就更不当人对待了。还有压迫、残杀百姓问题。国民党军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血债。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还有当过汉奸一度成为民族败类的。

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曾于1941年率部投靠日寇，担任过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曾于1939年率部投降日寇，担任过汪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郝鹏举部和吴化文部都参与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其中吴化文部甚至在临朐一带残酷地制造过“无人区”。

几乎每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郝鹏举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和起义官兵中的积极分子。

在旧中国，军阀吞并异己的军队是“家常便饭”。由于军权私有，强调“绝对服从”，兵随将转，用不着对士兵进行什么“思想教育”，只要带兵长官听话就行，所以，新老军阀收编异己军队的办法通常有以下三种：其一是收买，即用金钱和地位笼络主要将领，使其俯首帖耳听命之；其二是改编，就是调离该部队原来的带兵长官，把对自己忠肝义胆的“家将”派去控制部队；其三是编散，就是将原建制撤销，军官遣散，士兵编入自己的部队充当炮灰。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其宣传机构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击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吞并异己”。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这个大局，所以，当时我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问题又不仅仅于此，以潘朔端部为例，当时该部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高树勋起义时，我军答应其“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潘朔端的第184师更有意思，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随之“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我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为了稳定起义部队，还特别给予起义部队以远远优裕我军老部队的生活待遇。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军”军官，有几人看得到蕴藏在阶级压迫之下能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有几人相信写在共产党旗帜上翻天覆地的革命前途？基于利益根基的这种选择性失明或政治性近视，有几人愿意丢掉丰厚的官薪，抛舍诱人的“油水”，与士兵为伍，干“穷八路”？又有几人愿意放弃正统的阶级地位，离都市，钻山沟，吃苦受累，“落草为寇”，当“没脸见人”的“叛逆”？

共产党说的是“愿意干的留下，不愿干的不勉强”，可是，回去的官兵一旦多了，岂不应了国民党说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的宣传？

留下来，就得改造！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初的教育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两种社会、两种军队的对比，中国的前途等等。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年6月奉命派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听就是了。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解释完了，军官们还是不发言。一问，是不理解：真新鲜，当兵的“讨”什么“论”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长官说啥是啥。说了不听，还叫什么军队？

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有时，学员之间还会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话题包括供给制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民主制度、战场形势、中国的前途等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提高了思想觉悟，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这在战争年代是困难的。

在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下，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尚未彻底改造的起义部队一旦遇到强敌大举进攻，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海城起义原国民党第184师（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军184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所辖的第184师1 300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现在有些文章出于“统战”的客观需求或“正名”的主观愿望，将一些起义官兵改造前的思想觉悟人为拔高，这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当年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是很艰难的。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1946年10月6日的统计分析，在中下级军官队伍中，“进步分子”如营长黄德昌，连长易锦章、李嘉荣，排长赵霖芝、李荣耀、林家保等，为数不多，仅占15.6%左右，而“落后分子”达32.6%，以至于撤离安东前夕，军政治部不得不提出“每团争取一个营长，每营争取一个连长，每连争取一个排长”这样的组织工作要求。据记载，民主同盟军第1军副军长郑祖志于叛变事件发生后，经过批评教育，在干部会上是这样坦白的：自己也曾有过拉队伍叛变的打算，以至于“一天之内几次作圣贤，几次作禽兽”。

我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发生大规模叛变的起义部队，不仅仅是潘朔端部。

郝鹏举的“华中民主联军”接受共产党正面教育的时间更长，整整一年，但郝鹏举还是在1947年1月发动了叛变，把部队拖回国民党那里，并诱捕了朱克靖等7名我军的联络人员，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期间，因被认为部分军官“与洛阳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企图拉走部队”，于1947年6月14日被我晋冀鲁豫军区作为“叛变”部队，解除武装。

这3 支起义部队，郝鹏举部于叛变12天后被全歼；高树勋部在疑似叛变事件发生后，其“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所部经过数月的诉苦运动和肃反审查运动，士兵于同年9月被编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而最先发生叛变事件的潘朔端部，剩余2 000多人于1946年底撤至北满根据地后，经过彻底改造，于1947年3月起，陆续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率领的3 个支队，分赴前线，遂行对国民党滇系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任务。

gaogeli:【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中）

gaogeli:【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下）

• 【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下）
• 【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中）
• 关于袍哥，有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