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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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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系列贴缘起是津巴布韦，但是我与河友作为中国人，关心世界的出发点当然仍然是为了联系自己。所以后面更多是于此引发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些感想了。如果不适合观点时事，麻烦转青史小阁吧。

先从土共的“土”说起吧。春节回去和朋友聊起来，说到中央“一号文件”，发现一个有趣的关联，凡是中共中央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的年头（ 1982年至1986年；2004年至2010年）国家政治经济相对就比较顺利，就是国际有危机也能逢凶化吉。而其他年份通常就有灾难。87到89年的政治风波与价格改革失败，90年代初的经济从停滞到大起大落…从马亲王发表讨论各朝代德性的文章以来，河里基本公认本朝是火德。但是由此看来，本朝土德也有很大分量。毕竟国旗中除了满地红，核心仍然是黄五星呀。更不用提本朝生日：十一，按传统竖读，可不就是“土”吗？呵呵，有闲心时大家应该好好从君臣佐使，五行流动等不同角度探讨探讨。不过认真的说，土地问题确实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中重要主导因子，除了八年抗战民族矛盾优先，其他时间从国共分裂到三年内战，土改问题决定了基本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土共从苏区到抗日根据地而至建国，土改历程就是TG统治发育的历史。大多数土共干部就是在土改中真正学会如何与基层民众结合，进而组织动员农民的巨大力量的。如果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加一句土改中出政府应该不为过吧？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土改这个土共的招牌成就就不断遭到质疑与反思。在农村土地流转与集约化大势所趋的今天，重新谈谈土改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政治意义很有必要了。最近河里无证据的人身公鸡比较多，为客观并避免“五毛”嫌疑，引用资料基本是建国前特别是民国政府自己的统计资料。当然，从如今的统计数据之弹性多变就知道，严肃认真的用公开数据骗人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一；在良青历史学家不断发现真相的今天，更不敢保证里面没有提前潜伏的共匪恶意编造统计数据误导常凯申公以及后世天真网民的可能。但是国民政府自己的报告，多少要比杨奎松先生从苏联秘密档案考证出的800飞机600坦克要靠谱些。姑且先用着，期待知道家乡历史的各位河友把第一手真实数据发布出来，方便大家参详吧。

先说反对土改的两大潮流方法。其一是用许多地主勤劳发家然后家破人亡的感人故事来煽情。如果这些故事是多年来被不公正对待的黑五类后代所发，我完全理解其感情。吾家祖上如果不是出了嗜好阿芙蓉的长辈，建国后也没好下场。但是面对历史大局面，只能引用河里名人名言解释：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黄仁宇1989年5月19日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信对此做了很完整充分的回答。

当初我们不同意你们如此的做法，可是以后在海外平心静气地把所有的资料全般展开，我已经在你们的行动之中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历史之运转，通常利用群众运动中最庞大的力量，完成他们命运最紧要之安排。只是各人眼光有限，虽当事人不能切实明了他们所制造的事情之真意义，必待到经过一段时间，有了历史之纵深，使我们承前接后地看来，才能在因果关系中判断这些事情之意义。如此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因平时状态由合法的秩序主持之，而只能以战时状态全面征集人力物资以高速的方式完成。所以我认为：

1.上述行动有它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这结论如果要有系统的追根溯源，必写成专书；即是简短的介绍，最短亦须搬出百余年的史迹，长则千年。

2.这样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再继续，也无法重来。前所谓战时社会组织与战时群众心理至“文化大革命”已推进至极端，现在早已被否定。

3.过去的行动必曾包含着无数对各人不公平之事迹。例如昔日将地主打死，今日有承包到户的生产。我们只能以最沉痛的心情，对无辜受害者以及抗战内战以来的阵亡将士各烈士及“文革”中受害者同样地纪念着；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即无法完成其革命。正如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所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块。”其行动必带集体性，更无遑计及各个人间之公平。

第二种相对有学术气息些。主要就是借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农村土地在各阶层占有比例的讨论，以此为依据质疑土改政策的合理性。应该说，土共当年高估了全国范围土地集中程度，这几乎是历史共识了。过去通常土共说法是户口数8%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土地。如今基本承认到了50年土改前，地主和富农全国平均占有土地的不到50％。对此深入研究，乃至对土改中许多错误提出历史教训是很有需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根据数据上的相对变化就引出地主没有控制农村进而土改没有必要的结论，那就值得商榷了。今天发现不把对方观点列出来讨论就有点空泛，所以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秦晖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链接出处

其主要论据就是：土改前地主占地没有70%，而是30%（其实原来说的都是地主加富农70%）；

用基尼系数衡量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状态不严重；

印度拉美等土地集中是殖民者暴力夺取结果，土地自由买卖不会产生兼并；

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地主与佃户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我的意见是首先，这忽视了地域差别与历史发展变化的影响。作为土改指导的许多重要经验是毛泽东等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与江西苏区工作时产生的，比如《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就颁布， 47年12月又重新发布指导基层土改。这更多反映了20、30年代中国南方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而大量被引用证明土改高估地主控制土地的资料都来源于北方，特别是大规模土改前。大家一想就知道，从地域上，北方不象南方特别是长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受商品经济与帝国主义势力强烈冲击，而且宗族组织保持较多，这都限制了华北地区的土地集中。从时间上，经过8年抗战与三年内战，从经济上大量地方大户破产或离乡，而且稍微知道政治风向的地主都知道需要分散土地以避祸了。我估计不少人都听说过有地主在49年前开族会分配田产大得人心，或者贱卖土地，结果土改逃过大难的例子。可见50年大规模土改时土地情况与3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统计结果吧。1933年对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6省作的土地调查结果为：

　　阶层 户数% 占有土地%

　　地主 3.57 45.8

　　富农 6.40 18.0

　　中农 19.60 17.3

贫农 70.50 18.4

请注意，这里面包括了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的江苏与浙江，以及国民革命发源地的两广，应该算首善之区了，可是合10%的地主与富民占有了约65%的土地。已经与毛泽东提出8%的地主与富民占有了70-80%土地很接近了。如果学习各学术论文的取样方法，取更小范围的偏好数据来用，那么1937年7月抗战前地主所有土地已经达80%，自耕农占有不到20%了。（李若虚，《江苏省地政局实习日记》）

其次，用所谓基尼指数评价土地这忽略了土地质量的不同以及土地收益权与名义所有权不同的重大影响。先引用一个津巴布韦的数据。到1980年独立的时候，大约5700个白人商品农场主占有1600万公顷土地，，而非洲人公社地区土地也是1600万公顷。如果不考虑户数比例，农场主占有土地也是50%左右。可是依降雨量的多少，津巴布韦全国土地分成五类地区:第一、二类为降雨量多、适于集约化农业的地区;第三类降雨量不足，适于半集约化农业及畜牧;第津巴布韦四类地区常年雨量稀少，只能用于粗放农业;第五类地区仅适于放牧。欧洲白人占有第一、二类地区的70%，非洲人土地大多位于第四、五类地区。很明白，穷人与富人财富数量不同，可是大家每块钱价值都是一样的，用基尼指数衡量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地主与贫农拥有的土地质量可是天差地别，地主手里的贫瘠地与贫农手里有水浇地都是偶然现象。这我想都不用拿具体数据说了。在土地上假设所有土地价值都一样，秦晖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是...

另外，从“房奴”的说法大家都能想到，名义所有与实际收益区别很大的。大量研究表明，除了地租，高利贷是农民被剥削的又一重要途径。由于20世纪农村总体破产状态的加剧，许多贫农中农名义拥有土地，其实每年生产所得不够利息。利滚利的厉害看《白毛女》都知道了。如今许多真相党力图证明高利贷不是普遍现象。那我们再看看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资料吧。浙江崇德县“农户负债者在80%强，但是调查时农民不愿意告诉，因此因借贷抵押的田数无从知道”（《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总体情况如何呢？1934年江苏、浙江抵押土地农户为38，47%，1935年上升为41，60%。这就是“黄金十年”的部分真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