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安九年：河北群贤 -- 李靖岩

——————有些事与乐曲不同。即便有误，却无法回顾。

桂阳太守赵范对自己的前途十分迷茫。本年年初，刘备的军队南征四郡。而此时王朝所任命的荆襄地区拯救者曹仁本身也在被拯救之列。以周瑜为首的江东大军正在轮番向他的南郡发起轰炸。虽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最终也抵抗不住，由乐进接应撤退了事。

刘备军初经大难。但两个原因使荆南四郡即长沙、武陵、零陵与赵范的桂阳仍然顶不住刘备攻击。一是本郡承平日久，主官战斗经验和兵员素质都亟需考验，无法与久战之师的刘备相抗。二是刘备虽然新败，但赤壁之战并无多大损失，又接收了刘琦的江夏旧部，本人又素得士众之心，因此仍然保有一支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

刘备所派来接替赵范的是一位勇猛而刚毅的将军赵云。赵范曾经试图利用主场优势用各种潜规则腐化瓦解之，其中甚至包括美人计。但赵云的私人道德之谨严高洁即使在日后的季汉王朝中也是模范一级，赵范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担心受到反击，仓皇而走。

事实上刘备并没有想过收拾赵范。虽然已南克四郡，但从刘备之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上就可看出四郡对他而言远非全部，而只是后勤基地和外交筹码而已。握有四郡，则在日后的事实占据中可以多数派占领上风。四郡太守在名义上虽为汉臣，实际则已在刘表统治下各若干年，没有必要象宗室曹仁一样死据南郡。唯其如此，这些人才有在凛冽寒风中左右摇摆的机会。时为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赤壁之战刚刚结束，而两家盟友刘备和孙权却已心怀龃龉。这种分歧此刻尚未引发严重矛盾，但最终在荆襄九郡领土争端问题上将使两家的关系出现深不可愈的伤口。并以此为孙刘同盟反目的契机。直到若干年后才因彼此伤的太深而黯然收手。而为时已晚。江东损失了多员战将，刘备也将在白帝城死去。

翻回头说荆州问题。如此重要的领土问题当初居然没有成文的契约，虽然口头协议也有法律效力，但在发生争端时就给了双方互相推搪的借口。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无法可依。倘若按照汉王朝的法律，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孙刘两家最多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也就无所谓“借”或“还”。汉王朝的丞相曹操便执这个观点，倘若理想的话，孙刘两家应当被消灭。他们占据的汉朝领土也应被收回。各打三十大板了事。但事实证明这板子不是那么好打的。倘若是在明朝，则有些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官员宁可被打残打死也选择板子而不是策略的与政敌相斗，可惜这里乃是三国。

因此首先的问题是确定法理上的朝廷默认诸侯事实上占据土地。但这恐怕也应有若干限制。第一、诸侯占据土地既已构成事实，则其占据的时间当有一个度。如刘焉、刘虞、刘表等均据本州数十年。至于刘璋之代刘焉，刘琮之代刘表，可以看成是对占据权的因袭。第二、诸侯在所占据土地上应已建立统治秩序且这个秩序已经基本取代了王朝的统治。第三则诸侯本人的占据权或统治权应得到王朝的确定。

那么就荆州而言，首先刘表的事实上占据并无问题。刘表既死，即位者便是刘琮。引刘表传，“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众遂奉琮为嗣。”刘表之位来自王朝授予，在本地已垂数十年，形成事实占据。则刘琮的地位就也无问题。然而“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刘琮已是降了的。所以这个“事实占据”等同放弃。刘备是时兵微将寡，虽然不赞成，却也无力阻止。刘琦虽系刘表长子，但却非刘表嗣子，政治上继承权是靠后的。倘若刘琮束手，刘琦起兵占据荆州，则还可以作为事实上占据荆州的延续。然而刘琦也没能力。

所以这个权力已经没有了。刘表是刘表、刘琦是刘琦，刘表的事实占据荆州的时期结束了。从这一点来说曹操不杀刘琮是对的。倘若刘琮身死，则刘琦作为独子，在刘备等亲族的斡旋下也未尝没有法理上继承刘表的希望。但刘琮既在，这就无从说起。刘琦就没有在法理上继承刘表这个事实占据荆州的权力。他当时是江夏太守，充其量可以保有一郡。

然后曹操铁骑南下，刘备刘琦均遁走。曹操是王朝的丞相，代表着朝廷的意志接受了刘表嗣子刘琮的事实占据荆州权。荆州现在是朝廷治下，即所谓“不意李立为贵人。”刘表传注引搜神记，“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言自(中兴)〔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建安八年九年当始衰。始衰者，谓刘表妻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孑遗者，表当又死，因以丧破也。是时，华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将有大丧。”言语过差，县以为妖言，系狱月余，忽于狱中哭曰：“刘荆州今日死。”华谷去州数百里，即遣马吏验视，而刘表果死，县乃出之。续又歌吟曰：“不意李立为贵人。”后无几，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贤为荆州刺史。

这个李立的资格然则也无问题。他只是任期短，根底浅，尚未形成事实占据而已。但法理资格是没问题的。从刘表这方面说有刘琮的归政，从王朝正统方面说有朝廷的授予。

因此建安十三年时孙刘两家对荆州其实均无占有权。刘备与刘表有旧，且同为汉室宗亲，然而是两码事。曹操的谋事刘晔也是汉室宗亲，并不因此而对荆州有继承权。而且法理上的博弈是没希望的。因为刘琮在朝廷手里。刘表这个权力弄不过来。那就只能形成新的事实占据以抗衡之。说白了，就是用兵再抢回来。

于是从十三年往后，孙刘两家均频繁的对荆襄诸郡用兵。引吴书吴主传：

“十四年，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同书周瑜传：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淩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按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吴录曰：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

又蜀书刘备传，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

同书引江表传“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

这几段资料有点乱，慢慢分析之。

首先，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刘备和孙权基本在做两件事情。一、事实上抢地盘。二、政治上积极寻求合法性。先弄了个荆州刺史，然后互表为荆州牧和徐州牧。大家一看，哎呀，荆州牧啊，那荆州还不名正言顺是刘备的？

问题是这得报到上边批准才成。本朝虽然已默许某些强盛牧守事实割据，但表面上还是要走朝廷这条路线的。不然就不是割据，直接是反叛了。但此时朝政的实际掌管者乃是曹操，刘备和孙权的这几个表举是否能够通过实在成问题。

刘备和孙权也并非没有对策。对策就是质疑曹操的执政权是否合法。倘若把曹操弄成一个权臣，胁迫主上把持朝纲，那么一切上奏朝廷的奏章不被获准的责任都可以推给曹操。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因此而上了一篇奏章，后世称为让县自名本志令。曹操笔力沉雄，三国中罕有人匹，这篇奏章写的感人肺腑。但同时期刘备和孙权则在戮力同心的联手将曹操抹成篡逆之臣。双方不但从兵事上交手，于道德上也在互拼。因为本朝的惯例是道德倾向可以影响法理判定。这场暗战漫长而焦灼。当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终于代汉而自立时，刘备和孙权才终于等到迟来的胜利。所谓习凿齿评价刘备：“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虏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而孙盛评价孙权：“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於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这时候两个人一度在道义上才占有优势。

但即便如此，刘琮的在世也是刘备孙权两家的重要隐患之一。因为即便曹操是谋逆之臣，但刘琮的继承权直接得自刘表，而刘表已死，遗嘱没有更改的可能。倘若连刘表一起推翻，则不但工程量浩繁，而且实际上也并无好处。连暂推刘琦假以顶缸的依据都没了。

因此从法理上说，从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孙刘两家包括刘琦均没有对荆襄九郡的占据权。虽然做了不少努力，然而作用甚微。正如曹丕代汉时群下曾提出数量壮观的诸般祥瑞和劝进文书。然而即使数量再多十倍，也挡不住蜀中或江东轻轻两个字：篡逆。因为事实昭然。

所以孙刘两家争端还要从事实占据说起。

王朝末年，荆襄实际并无九郡。充其量只有八郡，即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章陵郡。所谓九郡也不过是今日约定俗成的称谓而已。而后八郡分被三方所分，各自增加建制。如曹操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孙权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刘备则除占据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之外尚分临江郡为宜都郡。一时建制之乱五光十色。

诸郡之中，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乃为刘备自取。按蜀书先主传：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同时期周瑜则在南郡与被赞为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恶战。南郡地势险要，为诸郡中兵家必争之地。两家均有不得不休之心。曹仁武勇将略只此可见一斑。当刘备已攻取南方四郡的时候周瑜倾江东之力仅仅刚将曹仁逼退。因此从事实占据上说，刘备所得诸郡数量尚在孙权之上。因而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名义上承认刘备对荆州的占有。虽周瑜诸江东人而领诸郡太守者位份亦出其下。

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刘备之所以如此轻易的攻克四郡，军事上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周瑜的江东军在抗着曹军的荆襄主力。因此攻克四郡纵不能说取巧，至少也是两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对应。倘若说建安十四年的周瑜攻打南郡完全或首先是为已方利益因而刘备方无须领情，那么数年之后关羽对鲁肃所坚持的“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的说法也就变成空谈。因为即使赤壁之战刘备毫无保留，首要的目的也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势力，因此江东方也不必为这种“戮力破魏”而领情而付出代价。何况据《江表传》，载刘备尚从周瑜处取得南郡的土地。

而江表传所谓周瑜借南郡南岸于刘备，则亦不尽不实。事情容或有，但难以想像是周瑜。周瑜对刘备的印象很明确。“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这正与曹操听到刘备自领荆州牧时的惊愕遥相呼应。

周瑜的作用在这乱局中越加明显出来。

即便江表传所言周瑜分南郡地与刘备是实，但周瑜传既云“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鲁肃传又云，“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又江表传“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权借荆州数郡。”则借地之行源于孙权，充其量其中有鲁肃推动。然而南郡本是周瑜从曹仁手中力战而得。此战战事激烈，甚至周瑜本人也至于中箭受伤。周瑜当然不可能将以血换来的土地轻易让出。

是时周瑜刚刚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若干年后，苏东坡用他充满浪漫胸怀的笔意重新描绘出当年风度翩翩的青年儒将形象。周瑜之声威已远出同时代他诸位同僚之上。八年以前，他与张昭同受命辅佐时尚年幼的孙权。张昭威严刚直，但用兵之道则远不如周瑜，且在赤壁战前极力主降而遭失败。直到日后孙权称帝之时，还向张昭提起当年的往事，“如张公言，今已乞食矣。”

这句半真半假的斥责令张昭顿时汗流满面。

三国时期曾有过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如董督荆州之关羽、荷国之重的诸葛亮、司马懿和陆逊。这些人虽然是时均非本集团内地位最高人物，但往往均掌握相当独立权力，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可以竟行已意，其权甚至可与君主相抗衡。远高于同时代其他臣僚，这些人我称之为副君主级。建安十四年，周瑜声威已足以跻身副君主级人物，所差者唯管辖范围及独立权力。

因此周瑜对南郡的领土欲望可能出乎常人想像之外。

一年以后，周瑜黯然病故。周瑜的英年早逝日后引动无数人的嗟叹，而却并未改善其子弟的处境。周瑜之子周胤不久便因罪夺兵。即使诸葛瑾、步骘、朱然及全琮先后劝谏也未改善。其侄周俊兵权也一传而止。

又江表传：“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我们无法估量这“疑谮”的有效与否或程度深浅。但同年江淮之间著名有才辩的士人蒋干的确曾造访周瑜，试图诱说周瑜归附曹操，然而被周瑜谈笑之中婉拒。

建安十五年，周瑜曾经有一个远征计划。引周瑜传：“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这个计划的微妙之处在于其每一步均能对孙刘双方势力产生复杂的难以预测的影响。而这影响甚至超过计划本身的军事意义。事实上虽然周瑜提出这个目标，他的内心中也未必希冀计划完成。因为转驱驰千里而攻拔州郡，且不说军事上的难易，后勤已先就成为大问题！从地理形势来看，指望江东往复运粮在效率上远不如从荆州本地运粮，是时这个艰巨任务就将不动声色的转嫁到盟友刘备头上。倘若刘备照计行事，则于本身实力是重大的消耗。倘若不从，则立时面临孙权周瑜两面夹击的危险。所以殷观明确的告诫刘备千万不要附和孙权和周瑜伐蜀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必要和精妙就在于需要刘备方的配合。一旦应手，则立入对方太极局中，借力打力，永不能回环。不如不理，一了百了。没有荆州的配合，孙权和周瑜独力是拿不下蜀中的。即使是刘备得地利之便，日后取蜀还要借助汉室宗亲，蜀中内应以及结盟反噬多般手段，绝非一蹴而就。

即便邀天之幸，一切全部如意顺遂，孙权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副君主级人物周瑜的生成。以周瑜在军界的地位和赤壁、南郡、伐蜀三重功劳，其威足以震主。周瑜时年三十六，比孙权虽年长，却远在曹操刘备双雄之下。倘若一时有不臣之心，则对孙权而言后果无比严重。作为一个政治家，必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懂得适可而止。

好在，不久以后，这个问题便将随着周瑜的死亡而终结。

建安十四年于公元为209年。这一年中，日后成为鼎立三足的刘孙曹三家都在围绕荆襄九郡或兵戎相见或钩心斗角。虽然颇有难度，但任何一方均不肯放弃其对荆州的经营。这里是命脉之地。对荆州的争执没有结束，相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