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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提醒你注意艺术现象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突出政治或意识形态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突出政治或意识形态。今天的文艺界一般认为突出政治或意识形态将严重损害文艺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三十年文艺路线的矫枉过正，但另一方面则是对文艺发展历史规律的误解。

事实上，在一个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文艺同样会被裹挟其间，从而积极地参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构。这种时代的文艺现象，包括看上去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最不相干的建筑艺术，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进而使不同艺术方向之间的竞争具备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斗争会伴随社会转折的基本完成而尘埃落定，其后一段时间，与确立后的主流价值、政治倾向相吻合的艺术方向会占据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从而形成艺术史上相对单纯、也比较单调的一个时期。这种现象反复出现，绝非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所独有。例如西方40-50年代现代建筑运动盛期，国际式方盒子几乎成为建筑的唯一形式选择。

历史的看，这种时期的存在绝对是合理的、必要的。社会需要它来确立一个强大的难以挑战的文艺范式，没有这些文艺范式，主流价值对文艺的影响便会陷入选择困境，而这种选择困境又意味着文艺方向之间的竞争必然继续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文艺范式的存在恰恰是宽容的前提，在主流文艺方向确立之前没有资格谈论宽容，文艺领域的宽容需要建筑在此前的不宽容基础之上。

所以，前三十年的文艺现象几乎是必然的，少数合乎新价值的文艺作品被选择来作为新范式的样本合乎历史规律。而且，由于中国传统价值的巨大惯性使新价值的确立异常艰难，同时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艺总体的贫乏（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更使这种选择成为无可选择的选择。即便如此，那个时期的努力仍然是广泛而难能可贵的，所取得的文艺成就足可令今人汗颜，被人关注最多的样板戏之外，传统曲艺改造基本取得成功，现代话剧、音乐、绘画等领域也多有富于现代中国气派的成果，说不上洋洋大观，但能留之后世的传世之作也绝不匮乏。相比之下，后三十年的文艺却几乎陷入对西方文艺的临摹、复制困境之中，看上去繁花似锦，其实却贫乏、内怯得很。作为进行时，它们占据了人们的眼球，大师小师的倒也令人向往，然而假以时日，时间风雨淘洗之下，又有多少作品能象《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一样流传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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