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谈中国流行音乐之（二）流行文化面面观 -- 达闻奇

　　比方龙骧更早一点的是台湾魔岩唱片公司老板张培仁，他来到大陆之后，签下了一大堆摇滚乐队，可以说，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北京那拨出色的摇滚歌手都被张培仁收编了。这个理想主义者肯定想到过赚钱，但是当他听到那些激动人心的音乐后，估计早就把挣钱的事情抛在脑后了。他是真的很喜欢这批摇滚歌手。但是他挣到钱了吗？显然没有，如果挣了钱，魔岩的牌子就不会消失。（《人傻、钱多、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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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大多是站着看完的，包括黄秋生

　　新京报：整个运作似乎还算比较顺利。

　　张培仁：还好吧。当时我们是37个人一起从北京飞到香港。整个演出的团队是272个人，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各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完成了两岸三地年轻人一个共同的梦想。

　　其实到了香港我们还是有两个不安。一个是担心香港乐迷的反应，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音乐。另一个担心来自何勇的“四大天王小丑论”。当时我们的演出海报、地铁广告统统被撕掉或者打破，所以我们很担心到时候演出会出什么问题。

　　但当演出开始了之后，我们的担心就统统化解了。在场的所有香港歌迷都统统被震撼了。以前他们看流行音乐演出都是坐着看。但是这场演出让大部分观众都站了起来，而且很多人都兴奋得大喊大叫。其中有个人边撕自己的衣服边大声叫喊，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黄秋生。

　　新京报：后来香港媒体对这场演出的反应如何？

　　张培仁：第二天演出结束了，所有的报纸都大篇幅地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题目大概是《中国摇滚震撼香江》。还有文章说，香港乐队在他们面前，就如同“跳梁小丑”。香港这么繁华，有自己的文化，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浮呢？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自信，但带来的是巨大无比的文化的力量，是“上国文化”进入小地方引发的剧烈震荡。

　　小平同志南巡，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不要管姓社还是姓资，先搞活市场经济再说。内地经济在90年代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也逐渐在改变各行各业，拿唱片业来说，以前录制一张唱片，可能只需要4万块钱（1994年左右），一个乐手录一首歌可能才一两百块钱，一个制作人制作一张专辑也不过三四万块钱，写一首歌不过两千块钱，整张专辑下来，如果节省一点，可能不到8万块钱，如果奢侈一点，也就10万块钱。在那个年代，就算你投入50万，做出来的和投入5万的效果也差不多。

　　而在台湾，这时候录制一张专辑基本上在60-80万人民币左右，大陆的投入和台湾无法相比。大陆唱片业的人也知道，必须向港台音乐人学习才能进步。所以，他们开始聘请港台制作人来内地制作唱片，但是人家价码摆在那里，付给他们的费用不能低于他们在港台的费用，否则他们不会学雷锋。这样一来二去，就把大陆制作唱片的成本提上去了。当然，内地音乐人也在学习摸索过程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各个环节的价码慢慢飙升上去。到了90年代末期，在音乐制作成本投入上，大陆与台湾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换句话说，一个乐手、制作人、录音师、MV导演在台湾和在大陆挣的钱都差不多。

　　而就在这个期间，台湾流行音乐的神话在破灭，华语流行音乐的标志之一的滚石唱片经营不善，在挣扎了几年后轰然倒塌，台湾流行音乐进入了黑铁时代。而与此同时，大陆流行音乐虽然还是那么乱哄哄的，但是他的市场和空间摆在那里，就是瞎猫撞死耗子也能撞上大运捞一把，所以，在盗版和非法下载双重夹击下，台湾流行音乐不堪一击，大陆流行音乐却死而不僵，总有一块云彩会下雨。

　　也就是在2000年以后，台湾音乐人开始了胜利大逃亡。台湾就那么大点的地方，高成本投入制作出一张唱片，卖的再多也就那么多人的基数，有点风雨它就飘摇，一旦这个行业不景气，这些人可能都没饭碗了。再加上台湾的唱片业向来比较保守，只敢去做市场上比较熟悉的东西。2002年，我采访了几个台湾的音乐人，他们都认为是唱片业自己毁掉了台湾市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背井离乡，向西、向西、再向西，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其实从台湾音乐人的逃亡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如果大陆想解放台湾，其实根本不用出兵，搞垮他们的经济他们就自动投降了。（《人傻、钱多、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