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七） -- 老拙
据薄一波自己回忆，当时他在草岚子监狱，管他那个监房的，是个叫牛保珍的班长，多年共处，逐渐拉上了关系。又通过牛班长，跟一个东北人的栾管理员拉上关系。实际上，1934年，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出改善犯人生活，刑满者不必履行“反共启示”手续即可释放等要求，就是由薄一波作为代表，出面跟栾管理谈判。这样，薄一波与这个栾管理也就逐渐熟悉起来，搞好关系之后，薄一波就向他提出，想办法把他们搞出去。
这里需要提一句，没有资料显示，在1936年6月，孔祥祯通过魏茂林给狱中党支部送去那封信之前，中共北方局与草岚子监狱中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那么，许多资料都说，当时在狱中的党员学习过狱外党组织送进来的中央文件，能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政策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狱中党支部通过薄一波对栾管理、牛班长这些人晓以大义，施之恩惠，买通了一些看守，不断从外面把报纸、刊物买好，偷偷地运入狱中，就使狱中难友不但可以看到当天或隔天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能看到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蹈奋主编、上海出版、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甚至能看到国内禁止发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更有甚者，马列的外文原版著作也被运进监狱，先由可靠难友秘密翻译，译出来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结果，“反省院”变成了“党校”。当时在狱中的难友扶屏，将家里每月给他的钱拿出一半交给支部，他说，“每月1元2角的报纸，我们要花五、六元钱”。“我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这就不难理解，薄一波为什么甚至敢于跟这两个牢头研究越狱的问题。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势力撤出平津地区，到1936年，国民党就想把北平反省院迁往保定。栾管理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向薄一波提出，可以想办法在路上把你们放出去。不过他说，这事我一人干不了，还得和弟兄们一起搞，得给他们一点钱。要多少？五千大洋。
乖乖隆地咚！五千大洋！薄一波上哪儿找五千大洋去？
很快，薄一波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山西特科系统的负责人胡熙庵（也称胡西安、胡锡庵）。胡熙庵是薄一波的定襄老乡，一个村子里长大的。1928年，薄一波在天津做兵运工作时，顺直省委将打入国民党机构的秘密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薄一波任支书，成员就有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张文昂、造币厂科长胡熙庵、市政府宣传科长张友渔等人。这时，胡熙庵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
于是，薄一波就托看守，给胡熙庵寄去一封信，请胡帮忙筹钱。
胡熙庵接到信，先找特科系统的党员智良俊。智良俊也是定襄人，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此时的公开身份是胡熙庵那个经济统制处的科员。据智良俊的后人说，当年他爷爷为了营救薄一波出狱，甚至“拆房卖地”去凑钱。胡熙庵又找到张文昂，张回忆说，当时他每月薪水100元，留下20，都给了胡熙庵。胡熙庵还找了秘密党员牛佩琮，牛佩琮也是定襄人，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宣传部长，这时打入阎锡山身边潜伏，任阎锡山的绥靖公署秘书。几个党员凑来凑去，只凑了几百元。胡熙庵、牛佩琮他们一商量，决定找也是定襄人的郭挺一，去活动阎锡山拿钱营救薄一波。
说到这里就出来一个问题：薄一波写信的初衷，是想让胡熙庵他们凑钱，买通看守逃出去。结果他们几个一商量，变成让郭挺一去找阎锡山。难道阎锡山还能给钱，让他们买通看守帮薄一波越狱去？
所以说，尽管没有任何资料，我们也可以推论，这件事一定有北方局的介入。
首先，胡熙庵作为特科在山西的负责人，他接到薄一波的来信，一定要向他的上级北方局情报部王世英报告。如果报告，那么负责营救薄一波等人的徐冰就应该知道。北方局对胡熙庵他们的行动，也就应该有所指示。至少会告诉他们，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是要薄一波他们履行手续出狱。所以，山西特科系统的几个人，才能按照这个精神去想办法，想到的办法就是让郭挺一出面，去活动阎锡山出钱派人营救薄一波。
对此，有一个重要旁证。那就是，郭挺一作为阎锡山特使去北平时，见到了孔祥祯。
曾经与郭挺一同在山西蹲监狱的时逸之回忆说：“郭挺一去北平营救薄一波时，见到孔祥祯，问起过我。孔祥祯告诉他我在天津，并给他写了地址。所以我在动身回太原之前，曾收到过他一封信，内容是：山西省政局有所转变，阎锡山要抗日，希望我能回山西省，共同开展抗日工作。我当时就把此信转交党组织，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同意我回太原工作。”
（郭挺一当时还任山西训导院主任，这个训导院里关着几百名东征时被捕的红军和共党嫌疑。时逸之回太原后，郭挺一安排他当副主任。郭挺一每周只去一次，日常工作都交给时逸之管。组织上又找来几名党员进入训导院，这样这个训导院暗里就被共产党给接管了。）
我们知道，孔祥祯是由徐冰单线联系，参与此事的秘密党员，郭挺一能见到他，说明郭挺一出使北平，徐冰和北方局是很清楚他的使命以及来由的。
然而，郭挺一却未必知道这后面的故事。他听胡熙庵说，花点钱，履行个手续就能把薄一波救出来，就通过梁化之去找阎锡山，说胡熙庵他们几个定襄老乡正在凑钱救薄，薄一波是个人才，关在监狱都五年多了，共产党恐怕都把他给忘了。这倒是很符合阎锡山要求，一是阎锡山愿意用脱离共产党的人才，二是正好他要筹建共产党提出的民众抗日团体，缺这方面的能手。于是阎锡山马上说：“他们能凑几个钱？不用了。”说完大笔一挥，写了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让郭挺一带了五千大洋，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共商保晋”。
就在胡熙庵他们凑钱想辙的同时，这边徐冰和孔祥祯左等右等不见第一封的反映，于是在8月又写了第二封信送进草岚子监狱，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 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 组织上不歧视, 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 仍然拒不执行, 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一次狱中支部进行了反复讨论，大部分人决定执行。
9月初，郭挺一到了北平。他先去见宋哲元，宋写了一封信给监狱长，郭挺一进监狱见了薄一波。薄一波不知道郭挺一是胡熙庵活动来的, 只知道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代表, 因此对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分道扬镳了?”郭对薄说:“我没错, 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 现在阎先生抗日, 我也跟他抗日。”薄看了阎锡山的信，又对郭说：“‘共商保晋’？这事你可以做，我不能做”。言外之意我们听得很清楚，薄一波是不想像郭挺一那样，先履行手续出狱，后与阎锡山共事。人们都知道，阎锡山爱用脱离共产党的人，说的再难听些就是爱用共产党的叛徒。
所以，薄一波心里很长时间对郭挺一都有个定论。1982年，薄一波到太原召集华北五省党史征集委员会开会期间，专门找来研究胡熙庵问题的李育正和研究郭挺一问题的王汉山，谈这两个人的问题。2005年9月，李育正在郭挺一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当时“谈了一黑夜，谈到郭挺一的问题很激动，谈到胡熙庵的问题也很激动，薄老说，历史已经形成这样一个说法了，过去一直说他是叛徒，我的观点就是：（郭挺一）到阎锡山那里是错误的。”
很明显，薄一波的意思是说，郭挺一履行手续出狱，就去阎锡山那里，没有组织上的授意，是他自己去投靠的。当然这就会是一个重大问题。
这时，坐在一边的牛佩琮开口说：“一波，我记得他在国师入党比你还早。他哪里是投靠阎锡山呢！是我写信把他叫出来，说阎锡山当时要抗日，缺乏人才，把他弄过来吧，当时他去当了工人委员会主任，以后胡熙庵听说花点钱，履行手续就能把草岚子这些人救出来，我们就活动让郭挺一去救你去了。”
就这样，薄一波在30多年以后才搞清楚这事的原委。
所以，当1986年召开“北方局”党史征集会议，有人在会上说：“郭挺一是个大叛徒”时，薄一波当即气愤道：“你道听途说，你有什么根据，你知道什么？”
当年，郭挺一在监狱里碰了薄一波的钉子，并没有打道回府，而是留在了北平，等待薄一波出狱。9月22日，薄一波出来，郭挺一就在外面等着，租个小轿车将薄一波接到公寓，盛情邀请薄一波为阎工作，薄一波再次婉言拒绝。9月25日，孔祥祯安排薄一波见徐冰，徐冰传达胡服指示，山西一定要去。薄一波还是说：先去看看，回来再说。
薄一波哪里知道，这时候陕北的毛泽东对于统战阎锡山，打开红军通往河北抗日前线的道路，已然是心急火燎，反复指示刘少奇，应把“晋绥”放在北方军队统战工作的“第一位”，要充分了解“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
10月初，薄一波到达太原，他回忆说：“我从监狱出来个把礼拜，十月五号可能是就回到了山西，在山西住了二十多天。当时革命的没多少，党内只有一个特科，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在车站上欢迎我。大约有十几个人，稀稀拉拉的。胡熙庵带了一些人，叫我到他们那里住。还有梁化之和郭挺一（他先回来了）准备的汽车也到车站来接。我跟他们回去之后，就住在郭挺一那里。”
薄一波在太原调查期间，看到的情况还是让他感到山西的形势大有可为。特别是10月18日，在海子边（当时亦称文瀛湖，现称儿童公园）召开了牺盟会宣传大会，到会者有工人、学生、商人、市民及牺盟会员共约万余人，大会主席是张文昂。大会通过了告同胞书和通电，并印发了牺盟会的工作纲领及宣言。
所以，薄一波临走时对梁化之说，请他告阎先生：表示愿回山西工作，但我还需要回去同“远方的朋友”商量一下。
这边薄一波答应赴晋工作，那边驻并特务机关向阎锡山直接提出取缔“牺盟会”的通牒，并通过日本外交部向南京外交部提出质问。10月22日，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依约邀请阎锡山赴西安，按两人之前商量好的，一同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剿共，一致抗战”。阎锡山既以祝蒋五十寿辰为名，致电蒋介石，请求允许到西安晋见。但当阎锡山乘机抵西安时，蒋却以“避寿”为名，飞去洛阳了。10月31日，张、阎等人又跑到洛阳见蒋祝寿，没想到老蒋先是在洛阳军校训话时，当众不点名地臭骂了一顿张学良，说：“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是混蛋！”下来又质问阎锡山：“牺盟会是谁提的建议？要严加惩办！”阎锡山对张学良摇摇头说：“汉卿呀，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然后回了太原。
10月底，薄一波等中共山西公委一行五人来到太原，住在胡熙庵家中。11月初，阎锡山从洛阳回来后，就与薄一波正式会谈。薄一波对阎锡山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话说，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锡山对此一一表示同意，只是加了一条：不得发展共产党员。
然而，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只是在赵戴文、梁化之等很小的范围内议论，现在要把薄一波等人正式用起来，委以实权，就不可能再对山西上层保密了。
因此，阎锡山做了个“民意测验”，他把山西的上层人物都找来，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若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助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你们要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数日后开会表决，令阎锡山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到会的38人中，竟有31票赞成联共抗日。
于是，阎锡山在其高干会议上，正式宣布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身份到“牺盟会”任秘书长，主持工作。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班子进行了改组，新班子的成员几乎全是共产党。
11月12日，陕北中央代表彭雪枫经南汉宸接洽，由天津到达太原。在阎锡山的同意下，彭雪枫即与阎方全权代表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具体磋商有关事宜。双方商定：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二、建立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中共地面交通安全；三、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在建立自己电台之前，先用阎方电台。
就这样，特科的人员，协助陕北中央，与阎锡山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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