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 - 邓广铭 -- 无斋主人

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

一、对于近几年讨论这一问题的回顾

1978年夏，我和李培浩同志合写了一篇题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的文章，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上刊出之后，引起了一场较为热烈的讨论。从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看来．其中反对我们的意见的为数较多，也有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又作了补充论证的，还有对我们的意见部分赞同、部分反对的。

在讨论开始以后，我虽然又曾写了文章，继续阐明并坚持我自己的一些论点，但同时我却也感觉到，在讨论文章当中，有的不免夹杂着一些意气用事的成份，有些偏离学术讨论正轨的势头，似乎只企图以标奇立异来取胜，却不肯平实谨严地在摆事实(即持之有故)讲道理(即言之成理)方面尽最大努力。例如：

有的人因为葛胜仲所探《王登墓志铭》中没有指明王登父子所败剧贼为宋江，对他的论点不利，便悍然武断说，这篇《墓志铭》虽然撰写出来，但未被采用；真正刊之石上、埋入士中的、却是由别人改写的一篇，在改写的这一篇中才明确提出王登父子所破剧贼名叫宋江的。这篇改写的《墓志铭》出自何人手笔，他从哪儿看到的，却一概术作交代．足证此说纯系他所捏造。有的入不知道为宋门：取绰号为“呼保义”乃是南末中叶以后的事(因为在龚圣与的《赞》中还是把“呼”宁与上句的“称”字相对为文，还是只作动词用的)，对于范圭所撰《折可存墓志铭》中所载“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诸语也视若无睹，却硬说折可存所捕获的只是―个绰号“赛保义”的人，是范圭把他误认作“呼保义”宋江了。

有的人未能把《折可存墓志铭》所说“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语和《宋会要》所载奉命镇压方腊的“京畿第四将”)关合为一，不知道这个不具姓名的京畿第四将实即折可存其人，却反而推沦说：折可存分明曾从征方腊，而《宋会要》都不载其人其事，所以也不能因《宋会要》不载宋江之名而即否定他也曾从征方腊。

有的人对于南宋史籍中所记宋江事之纷杂歧互情况无法作出解释，便只好去拾取日本学者的一点牙慧，说道，当时既有一个投降宋廷并去征讨方腊的宋江，还有一个在京东地区从事反宋斗争的宋江，并且从我们的文章中摘引了一段，加以颠倒改易，却指责我们的文章竞写得如此不通。

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可能是我们第一篇文章的命意措词有偏颇之处，因而激致如此的吧；可能是在我们续写的答辩文章当中，绝对化的肯定或否定语气稍多．以致又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吧。总之，我感觉到，长时期如此这般地讨论下去，是不会把讨论引向深入，使问题得到恰当正确的解决的。因此，我就堰旗息鼓，默不作声了。

当然，我们所抛出的引玉的砖，也确实引出了一些好文章，其中之最应举出的一篇，则是复旦大学陆树仑同志的《关于历史上宋江的两三事》一文(见《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2、3期)，那的的确确是在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文章。此文共分三个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那篇《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而发。现特摘述于下，也略参以己意。

1．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对南宋史籍所载宋江投降的资料，和我们的文章中否认宋江曾经投降所持的论据，逐条加以辨桥，最后极为审慎地作出论断说：“否定宋江投降的记载，日前尚缺乏足够材料。在末被否定之前，若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的，但不宜断言这是捏造。”现经马泰来先生指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证实，宋江等人之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享的，我们断言其为南宋人所捏造，是完全错误的(说详下文)。

2．关于宋汇是否打方腊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同样是对南末史籍所载宋江从征方腊的资料(亦即近年来待宋江从征方腊说者所持论据)逐条加以辨析，虽然所得的结论与我们的文章相向，即宋江不曾从征方腊，但他所作辨析之精辟确当，却远非我们那篇文章之所能及。

3．关于宋江“就擒”的问题。陆树仑同志在这一节里，考定台州起义军首领吕师囊之被擒是在宣和三年十月，还考定在扑灭这支起义军的战役中，张思正、折可存、杨震诸人都是参加了的，从而指明张政浪、严敦易两同志和我们的文章所作的论断都不正确。这 ‘论断也颇有说服力。在这一节内，作者还说．《折可存墓志铭》中的叙举颇有溢美失实、不可信据之处，这自然也是对的；但对《墓志铭》所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一事，也断言“那是不可能有的事”．这却不免有些武断了。因为，不论范圭如何夸大折可存的争功，他是决不敢伪造皇帝的一道《御笔》的。如说这道《御笔》不只是颁降给折可存一人的，当有可能，但折可存必为颁降这一《彻笔》的对象人员之一，也是不容谈疑的。在这同一段文字的末尾，和在这一段以下的几段文字里边，陆树仑同志又指出，我们那篇文章用《折可存墓志铭》中关于捕获宋江的记载，来否定宋江的―度接受招安，根本排除末江响降而复叛的事实，也“是无说服力的”。并又附带说明：“尽管‘降而复叛’还带有推断性质．证据也还下足，但与事理还是密合的。”此时此刻，我不但要接受这个推断，而且还可以把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作为一个确凿证据，证明宋江之“降而复叛”，乃是“铁案如山摇不动”的一桩事实。

二、对李苦水《捕盗偶成》诗试释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列出了马泰来先生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我读过之后、深感自己的台陋太甚，惭愧无似。过去我只曾翻阅过一卷本的李若水《忠憨集》，竟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不全的本子。北京大学图书馆分明有一个从四库本抄来的三卷本《忠憨集》，因为未加注意，也竞不曾去翻阅。一卷本的《忠憋集》是只有文、没有诗的，所以，我只是在读过马先生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李若水有《捕盗偶成》一诗，才知道此诗中谈到宋江等三十六人一同接受招安的事。马先生已曾把这首诗的全文抄录出来，并已作了一些说明。我今为了便于发表一些浅见，特再把全诗抄录于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正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马泰来先生发现了这首诗，并立即把它提供出来，这就把与历史上的宋江有关联的诸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这首诗的前八句，全都是叙述宋江等三十六人从起义到受招安的事。诗中把这一系列复杂过程都作为发生在“去年”一年之内的事，这是诗的字句限制使然，当然是不够确切的．我们对此自不应以词害意，一昧地拘泥在字面上边。我以为，“去年”二字是被用来与第九句中的“今年杨江”云云表示时间区别的，是只指宋江等三十六入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骑肥马、率众卒一同进入开封的年份说的。因此，不应理解为宋江等人于起义的当年就接受了宋王朝的招安。然而不论如何，这八句诗总已雄辩地说明，在包括折可存部在内的北宋部分官军，于镇压了方腊之后而“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这一事件之前的某年某月内．宋

江等三十六人是的确曾经一度投降过北宋王朝的。同时这也就证明．我们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中坚决反对宋江曾经投降之说，是完全错误的了。

所有主张宋江投降北宋王朝的人，最常引用为论据的一条史料，是《宋史。张叔夜传》中的如下一段：

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

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

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

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

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东都

事略．张叔夜传》唯无“擒其副贼“句，余与《宋史》文字大

致相同。)

我对于这一段记载，本是不甚相信的。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切合情理之处。现在读了李若水的这首诗，更证明我的存疑是真正疑到点子上了。因为，诗中既然说“大书黄纸飞救来，二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这怎么能是作战失败、副将被擒、迫不得已而投降的情况呢?这几句诗所反映的，只能是：宋江等人的起义部队“横行”于山东河朔等地，屡次打败北宋官军，宋廷在感到难于用军事进行征服之后，便下诏招安；不知经过了一些什么周折，宋江等二十六人便率领所部(“狞卒肥骖”)一齐接受招安了。如果一定要说宋江等人的这次投降必然与张叔夜有关，则也只能是由张叔夜担任了说客，由他与宋江进行联系，最后取得这样一个结果而已。

如果对《捕盗偶成》的前八句作这样的解释是不错的话，那就还可以连带地说明，宋廷之所以招安宋江等三十六人，并非如《宋史?侯蒙传》所说，是因为采纳了他的“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的建议而这样做的。再从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即自“今年杨江起河北”以下诸句看来，也正可以得出宋江必不曾从征方腊的结论。在此且让我们再把“今年杨江起河北”以下八句略作解释如下：

我们只知道这里的“今年”是与上文的“去年”相对而言，而其究竟具体指哪一年，则无法确说。杨江是什么人，我也遍查未得。既然说它“战阵规绳视前作”，当知这支起义军的人员和作战能力，都是和宋江等三十六人所领导的一支相仿佛的。其使北宋王朝之深感难以单凭武力制服，自也与“前作”大致 样。所以河北居民便又纷纷议论，不愿意宋廷再发兵去从事“征讨”(因为官兵――到．便必将造成一次灾难) ，而只希望宋廷对之进行“招安”。李若水当时是

刚刚进身到统治阶层当中的一个人，对北宋王朝正怀抱着无限忠诚．对于河北居民的这些议论自然是耍反对的。而“去年”对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招安，并没有使宋廷收取到任何效益，这更证明“招安”之决非上策。尽管当李若水写作《捕盗偶成》这首诗时，宋江等人投降北宋王朝为时已一年左右，他们虽尚未“复叛”，却早被李苦水视为值得担忧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了。这不正好反映出来，宋江等人不曾在宋廷镇压方腊的事件中效过劳、出过力吗！

在南宋人编写的一些史册，例如《林泉野记》和《十朝纲要》等书中，都说宋江于受用安后，随即随从北宋官军南下去镇压方腊。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不但信从此说，且更详加描绘说：

帮源洞(按：此为方腊起义至最后的据点)形势，以洞后为

最险，而[宋]江与刘镇诸军实次洞后。于时分兵两路，前后央

攻。其率先入洞纵火者，后路军也。而江实隶后军，且“擒其伪

将相，送阙下”，又有上苑洞之捷。则江降后实曾隶属童贯，参

与攻方腊之役。特以偏裨隶人座下，史纪之不详耳。其盛为后

来人所传称，不尽无因也。

这一大段叙述，有一部分是有旧史为据的，但也有一部分则是凭空增益之词，这在陆树仑同志的文章中已作了有力的反驳，我在此不再赞论。但从《捕盗偶成》中的“去年”、“今年”这两个时间定语既已得知，李若水是在宋江投降已一年左右才写这首诗的，假如宋江投降之后实曾隶属童贯，参与攻方腊之役”，而且确曾“擒其伪将相，送阙下”，那正说明北宋之招安宋江，已经收到了极好的效益，也正说明用降政策之确为上策，既然如此，则在李若水的这首诗中，便必然要多少有所反映，至少也不应出现“招降况亦非上策，正诱潜凶嗣为虐。”这样的语句。因为，“政诱潜凶嗣为虐”的句意，等于在作不祥的预测，在指责北宋王朝养痈贻患，自行设置一个潜在的动乱因素，为自己埋伏一种隐患．而这就理所当然地要为李若水所反对了。倘若说，宋江虽确己在镇压方腊的战役中“立了功勋”，只因李若水当时还是一个“无路扪高天”的“小臣”，这件事不在他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列，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北宋王朝的招安、得意洋洋地进入开封城时，李若水也并不在开封．而他却能状述其事如亲眼看到一般，何至在相隔一年之后，在他的居地并无变动的情况下(说详下文)，而竞对宋江等人

的消息就杳无闻知了呢?

总之，从李若水这旨《捕盗偶成》诗的全部措词命意来看，我认为，其所反映的，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却又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干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军而班师经开封时，颁降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给他们．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又把他擒获了。

三、宋江的投降、复叛和最后被擒的确实年月仍难考定。

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这与判断宋江等人之于何时投降，何时复叛，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李若水既未在诗题下明著其写作时地，我在此也只能略作推考。

李[上直下土]的《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按：《宋史?微宗纪》河北路”作“江北”，“楚州”作“楚、海州”。)

《东都事略 微宗纪》载：“宣和二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载：宣和二年十二月，“宋江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1：举这些史籍，或云“出降”。或云“就擒”；或谓其事在宣和三年二月，或谓在是年五月，或又谓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参差歧互，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就其时间来说，均不出宣和二、三年(即1120 、1121年)内。那么，李若水在与此相应的年份之内，究竟是在何地、居何职呢?

《三朗北盟会编》卷八一，靖康二年(1127)二月二十日，于李若水因痛骂女真军事首脑而披杀害之后，载有《靖康忠愍曲周李公事迹》一篇，文中有云：

公姓李氏，讳若水，……?持萸?周县人。……政和八年嘉

王榜敕赐同上舍出身。初任迪功郎，大名府元城县尉。时河朔

盗赋起，以捕获功改承事郎。复以功赏转宣教郎，授平阳府司

录。宣和六年春，试学官，有司爱其文典雅近古，擢为第一，除

济南府府学教授。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得知李若水在政和八年(1118)。按，这年十一月改元重和，故旧史多改称这年为重和元年)以后直到宣和六年(1124)以前的这七年内，先是任元城县尉，后又改任平阳府司录。他“以嘉王榜敕赐同上舍出身”一事虽在政和八年三月，但他授官必稍迟，而其莅任的确实时日更难考求。这是因为，在宋代，凡是初授官的人，一般都是要“待阙”的，虽则时间的长短并不相同。据此推考，李若水之技任元城县尉，最早不得早于政和八年的秋冬，最迟还可能在宣和元年(1119)以后。今姑假定他是宣和元年到任的，则到宣和三年冬方满一任，其改平阳府司录应为宣和四年(1132)内事。似此，则在宣和元、二、三年内，李若水均应在元城县尉任上，而《捕盗偶成》一诗亦必在此期内所写。因在改官平阳府司录之后，一则其地远离河北，二则司录的职掌也与捕盗不相干了。

元城县是大名府亦即北宋所建陪部北京的赤县。《捕盗偶成》的末联虽有“无路扪高天”的慨叹，但那是因为李若水当时还只做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县尉)，而并非因为元城县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县份。李若水在元城县写作的《捕盗偶成》，对于宋江等人受招安后进入开封府城时的情况既能描述得那样详悉，假如宋江当真参加了镇压方腊的战役，仍在元城的李若水何以竞又杳然无所闻知呢?

李若水任元城县尉的时间，与我们所假定的可能有些出入。即：假如他在政和八年秋冬问即已莅职，则在宣和三年的秋冬前便应离去；假如其莅职是在宣和元年的秋冬间，则须待宣和四年的秋冬前方能离去。但不论怎样，见于他的诗中的“去年”“今年”宇样，与南宋史籍所载宋江出降年月还是合得拢的，如果《续末编年资治通鉴》的宣和二年十二月出降之说是正确的，则此诗必为宣和三年所作；如果《十朝纲要》或《东都事略?微宗纪》中宜和三年二月或五月出降之说是正确的，则此诗必为宣和四年上半年内所作。诗中既断言招安之非上策，知宋江不曾从征方腊；诗中既还只把受招安的人视为潜在的祸根，知宋江直到此时还不曾“复叛”。至其何时复叛，何时又被擒获，这最好等待以后更能找到确实的资料时再为论定。但在宋江确曾一度投降北宋王朝，又确实不曾从征方腊，并确实是既降复叛，这几个主要问题既已得到证实之后，则其何时复叛以及何时又被北宋官军擒获的问题，似乎也都不必急于寻求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