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人物】蒋介石为何刀下留张_一句不愿剿匪让蒋心惊肉跳 -- 阿康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陈诚的争论

毕万闻

1936年4月9日夜，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后改为延安）与周恩来第一次密谈时说：“在中国

，蒋介石的实力最大，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你们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蒋

的错处只是在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你

们在外边逼 ，我在里边劝，我们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他还对周说

，在蒋的嫡系将领中陈诚等人“主张抗日不剿共”。

餐桌旁的争论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1932年元旦，宋美龄作媒，促成了其干女儿谭祥(谭延恺之女)

与陈诚的婚姻，从此，陈与蒋又多了层“翁婿”关系。“九?一八”事变时陈诚曾发表通

电，请缨抗日。1935年春，张学良任武昌行营主任时，陈诚在武昌行营任陆军整理处处长

。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张深知蒋是一个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因此决定，劝说工作先从

蒋的心腹陈诚身上开始。如果陈能赞同他的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的主张，与自己一道联抉劝

蒋，岂不更好。

5月末，陈诚受任“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指挥”，与张学良一起来到太原。在阎锡山举行

的宴会上张学良假装酒醉、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微露“容共抗日主张”

，陈诚即在留桌上与张学良争论起来。陈诚认为，“国是”与政策不同，国是是国家的根

本战略，一经决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轻易改变，而政策则应该因时间空间形势

等条件随时变换；对日终必一战，以求民族复兴完成国民革命，乃是我国既定之国是，而

政策应付日本的一切办法．包括“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内，仅仅是迂回曲折地贯彻此一

国是的策略和手段。关于联俄问题，陈诚认为应认真研究其利弊，没有明确表示赞成或反

对。关于中共问题，陈诚虽然坚持“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等条件，否则‘非痛剿不可

”，但毕竟没有排除“有限制之收容” 的可能性。张学良一方面怕引起怀疑，另一方面

，餐桌旁也不止他与陈诚两人，他无法据理直陈，只好缓和自己的口气，这场餐桌旁的争

论就此不了了之。但张学良对联络陈诚共同劝蒋仍抱有希望。

张学良试探 陈诚告状

1936年夏，陈城任武昌行营参谋长，张学良从前的部下冯庸也在武昌任职，与陈诚的关系

很好。“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冯庸在沈阳被日本关东军扣押，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逼

诱冯庸充当傀儡。主持”东北政局，为冯严词拒绝。冯腐被劫持到东京。后来冒着生命危

险逃回了中国。湘沪抗战时，冯庸正在北平力辱，闻讯后，迅即组成并亲率学生义勇军赴

沪参战。张学良深知冯庸赤诚爱国，就想先通过冯庸劝说陈诚。1936年9月初，张学良电

请冯庸来陕聚晤。

9月15日，冯庸来到西安，第二天．张学良即召见了他，张对冯说，自1928年为赞助国家

统一而实行东北易帜之后，自己“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指蒋介石)”，

可是“深仇不能报．国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所以

“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抗日耳”。而东北军自l 933年南移豫皖，1935年西开

陕甘参加“剿共”以来，损失且重，迄末得到中央的接济和补充，将士“均感苦战无功，

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与其剿共覆灭，不如抗日牺牲。况且“不抗日无以维军心”

，还“将酿成巨变”．故“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

不计也”。张学良让冯庸把他的这些话转达给陈城，但他只对冯庸讲了抗日问题，关于联

共联俄，则避而不谈，只说“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冯庸西安还听说张学良已把抗

日人士召集麾下，“预定出绥远”抗日．并与“华北诸将领均有联络”。 　

冯庸于9月17日离开西安，回到武汉，陈城也刚从广州回来两三天，陈城听了冯庸的转述

和观感，联想到5月底与张学良在餐桌旁的争论及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夏天在陕北缴获的

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文件、认为张此举，比刚刚平息的两广事件更为严 重，即于19日晚

用密电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在电文的末尾，陈诚说：“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

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止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

万劫不复也。”

陈诚的反驳里含有宽容

蒋介石很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东北军之

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

‘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

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

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

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由此可以看出，

蒋介石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叁分。 蒋介石摈电后，一面电令陈诚速飞西安，以观

究竟，一面电询张学良“词意何居”？为何托冯庸转达?”

恰在这时，发生了“吉冈事件”，日本以汉口日本租界内日警吉冈庭二郎被杀为借口，派

其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肆意要挟，陈诚忙于应村日方，一时不能赴陕，便于20日致电

张学良，反驳张学良的主张。他先对张学良的“抗日为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的观点表示

赞同，但他强调“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关于立时抗日且不汁“成败利钝”

，陈诚说，一切举动．必须对国家民族有价值，否则，就应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关于国家

和个人的种种“隐痛“，陈诚承认当时的环境确实异常恶劣，但他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具

有“坚苦卓绝之精神，忍辱负置之决心。”，否则就不能实现抗日和复兴的目的。张学良

与冯庸谈话，并末明言中共向题，但敏感的陈诚还是猜到了张学良的用意，因此，他主动

地对此表明了态度，他说，中共比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等“流寇”更危险，应当先“剿

共”后抗日，对此必须有深谋远虑，否则，将“陷中央于被动地位，国家民族前途，实不

堪设想”。可见，他和当时的蒋介石一样，也把国内的政敌中共看得比外国入侵者日本更

危险。但他又说，假如中共确有诚意抗日．“则暂置不问亦可，所谓成功何必在我”。这

又表明．他的确比蒋介石更宽容些。最后，他建议张学良或者在国防会议上“尽量发挥”

自己的抗日主张，或者直接向蒋介石面陈，“以便整齐步骤．一致奉行”．届时他“亦决

负弩前驱，当仁不让”，这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接受张学良的主张，做出停

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决定，他陈诚定会执行。从陈诚反驳张学良的这份电文看，他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竭诚拥护，但并不死硬地加以坚持，如果国民党中央另有

决策，他会服从的。

张学良在掩饰中隐示真意

张学良对陈诚之抗日热诚并没有看错，但他显然低估了陈诚对蒋介石的忠诚。其实，5月

底餐桌旁的争论，陈诚早巳向蒋介石汇报过了，只是张学良并不知道；张学良这次原本想

通过冯庸先试探一下，如 果有希望，他再设法单独与陈诚深谈。没料到陈诚立即把他的

试探直接上报给了蒋介石。这实际上等于在蒋面前告了他一状。早在8月29日，张学良为

了弄清蒋是否已经掌握了他暗中联共的机密，曾派人强行搜查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陕西省

党部．因而把与蒋的关系闻得很僵。这一次，好在他事先留了一手，没有与冯庸谈及联共

问题。为了掩饰他企图说服陈诚与自己联抉劝蒋的真意，他只好否认曾托冯庸向陈诚转达

意见，只承认曾与冯庸“谈及抗日问题”，因“不善辞令”．又经冯庸转语他人，难免不

无轻重失真之处。为了弥缝，他在分别答复蒋介石和陈诚的电报中．尽力从维护中央政府

的角度说话，他说：“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忍无可

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全国”。中枢如不及早领导抗战，“骚动终恐难免”，那时中枢

反而会陷于被动地位。而在东北军中，特别是青年将士，群情激昂，要求抗日，中共又“

乘机以抗日口号动摇军心”，他如果不在东北军中明示抗日主张，借此“镇压分歧．统一

意志”，他就无法继续统率东北军了。因此， “明示抗日”主张也是他为了“铲除共逆

”的一种“策略”。况且，这也只是表明抗日的决心而已，“至于抗日之实际行动，非有

整个计划，齐一步骤不可。局部行动，失败之前车，则皆弟所深悉”。这些话，既是他对

陈诚的赞同．也是他自己的真心话。但他也谨慎地申述自已的主张：“欲图救亡，必须抗

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

”，这里的“全民力量”，其实包括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在内，“不应偏重军事”，实质

就是要求停止“剿共”内战。

此时，蒋介石尚在广州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之善后，中央军胡宗南等部虽正北运陕甘，但尚

未全部到位，蒋认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但

总能服从剿共军令。因此，只是简要地复电张学良说：“不可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

”，并嘱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张学良这次对陈诚的试探，虽然没有

达到目的，但他对劝蒋联共抗日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他电告陈诚说：“拟俟委座北返”

，“面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