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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就英国大选结果胡诌一下政治常识 -- 李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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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就英国大选结果胡诌一下政治常识

就英国大选结果胡诌一下政治常识

英国大选结果出来了。如媒体事前所料,三个主要党派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无一获得绝对多数。因此,有必要组成多数派联合政府或者少数派政府才能继续执政。席位领先的保守党在与关键性的第三党自由民主党谈判时,自民党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改革目前的议会选举体制,从选区简单多数制改为比例代表制。看似不怎么显眼也似乎不怎么重要的比例代表制,为啥让自民党这么牵肠挂肚呢?一贯以保守稳健维护传统的保守党是不是会与时俱进进行重大体制创新呢?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来看,选区简单多数制一贯有利于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则天生有利于形成五花八门的多党制。就代表性和公平性而言,选区简单多数制体制有所欠缺,因为在某一个选区中某党派很可能领先的优势极为微弱而获得了整个选区的代表权,而仅以微弱劣势落后的其他党派候选人则将在这个选区中一无所获。由于领先者往往并非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因为在各选区中各党派领先者的优势比例有时相差悬殊,全国各大选区累计,很可能发生并没有得到的全体选民多数选票的某一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获胜代表中占了形式多数从而以实质上的少数派执政。而比例代表制则在代表性和公平性方面优于选区简单多数制,使得议会席位的分配与选票的的分布基本相当。不过在政治实践中,这一机制最大的问题是,促使政治人物标新立异,同中生异,为了小集团的理念和利益和争取铁杆选民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这样很容易在议会政治中造成多党林立倒阁频繁从而使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府权威受到挑战和干扰。这种情况以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坛和意大利共和国最为明显。

公共政治的原则到底是以代表性和公平性优先,还是以政治稳定与执政效率优先?个人认为在政治实践中应该以稳定和效率优先,兼顾代表性与公平性。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永远是利益的协调、妥协与平衡过程,良好有序的政治斗争,就是以评估利害关系与组合力量对比来代替单纯的理念之争、无聊的口舌之争甚至暴力化的拳脚之争。在选区简单多数体制下,参与的政党如果不善于争取尽可能多数的选民,异中求同,求同存异,那么仅仅依靠本党的基本盘则很少有获胜的机会从而代表全体。而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的支持和中间派的选票,那么某政党极有可能尽量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和收敛极端化作风以求得最大的共识和支持。总体来说,选区简单多数制天然不利于小党派和左右两个方向政治极端派,天然有利于形成两个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不是很大,群众基础互有渗透的大党轮番上台执政的体制。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就是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第三党根本没有壮大的机会。二十世纪以来,英国倒还发生过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而代之,自由党沦落为尴尬的第三者的情况,这也是目前的自由民主党为当年的失落耿耿于怀要推行比例代表制的原因。如果按照比列代表制,那么英国议会更可能形成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三足鼎立,势均力敌的格局,这也算是自由民主党将国家公器私心自用了。而工党为了联合自民党继续执政饥不择食已经放风同意通过全民公决这一手段来征求英国公民对改行比例选举制认可。

全民公决一贯是个政治大杀器,轻易不使用,是一种典型的扁平化和抽象性的多数同意的原则。它的政治理念来源于法国—欧陆系统的政治理念,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民主的传统,具体地说就是独领政治风骚三百年的卢骚大官人。人人平等、人人参与,就那种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主权观念和全体公民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人民民主信念和直接民主作风的合法合理合情结果。作为间接民主范畴的比例选举制,实际上就是全民公决的退而求其次。公民权利是不能被代表的,如果必须被代表,那就要按实际情况按比例被代表,不允许在制度上合法的忽略某一部分公民的被代表权。

就全民公决的历史实践来看,除了在小国瑞士长期制度化以外,十九世纪在大国中,只有两次在法国有过实践,这两个例子恰恰是对全民民主的讽刺——那就是两个波拿巴称帝是通过全民公决的合法途径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深深洞悉第三第四共和国制度弱点的历史巨人历史伟人戴高乐将军又祭出了全民公决的大杀器来对付那些议会至上反对派。戴高乐将军虽然在修改宪法和改革总统直选制度上获得了大幅度支持,却在第二次全民直选总统的时候由于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绝对多数被迫与历史小人物密特朗在第二轮对决,最后领先不到百分之五选票而获胜,可谓虽胜犹耻。如果戴高乐将军不是过分看重自己的全民代表性,而依照第五共和国第一次总统选举使用的十万人大选举团体制,戴高乐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票毫无问题。

这种内战式站队式的全民公决选举总统和两轮绝对多数选举制虽然是为了纠正第三第四共和国比例代表制和议会至上的偏颇,但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不论是在总统选举中还是在议会选举中,由于多党制的存在,第一轮的选举很少有候选人能够获得绝对多数,因此不是最重要,这往往鼓励各政党为了巩固铁杆选票而互不妥协互相拆台,第二轮选举由于需要绝对多数方能获胜,则往往按照政治派别形成了左右对立你死我活的两个政治集团,整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就这样合法的必然的永久的内战式的分裂了。这种两轮绝对多数选举制的出台当初是为了打击在战后声望巨大的法国共产党,但是被戴高乐将军移植到总统直选制以后,却造成了自戴高乐将军本人来历届法国总统都是通过第二轮决选上台的,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法国人民,可刚刚在两轮总统选举中体验了互不妥协互相拆台与党同伐异阵线分明气氛的选民又如何会当真呢?

政治统治的艺术是利益妥协与平衡,在选举前进行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要比在选举开始后进行要高明体面,由政客来进行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要比选民来进行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要熟练有效。选区一轮简单多数制比选区两轮绝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尽快尽早淘汰政治上的极端派无效派,让它们停留在竞选舞台上和公众视线中的时间越短越好。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除了选举体制本身的设计以外,在选举前,普通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就需要不那么极端和代表性要尽可能的广泛,这才有可能在选区一次性的投票中尽量争取第一,从而胜者全得,代表全体。

当然,比例代表制也并非没有成功稳定运行的例子,二战后的德国,长期实行比例代表制,但德国政坛长期保持稳定,政权在左右两派间转移也平稳有序。但德国为了防止小党林立的后果,规定在全国选举中得票不足百分之五的政党不能进入全国议会。如无必要,勿增条文,在政治上,多一条规定就是多一次对天赋人权和平等权利的侵犯。这个百分之五的一刀切又有何道理?为什么不干脆实行选区简单多数制呢?事实上,德国二战前就实行比例代表制,长期小党林立,政局动荡,政府不得不依靠总统的独裁法令来治理国家,最后通过全民公决授予了希特勒的独裁全权才终结政治动荡。德国二战后的长期稳定有序的议会政治显然是痛定思痛,汲取历史教训以及国家主权和国家行动受限制的结果,很难直接归功于日耳曼民族沉稳坚定的民族性格。

老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均具有极高的天分,善于从千头万绪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线索和解决方案,行动至上,不拘泥于条文,对教条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辨不感兴趣。英国人在政治上偏于保守是出于对人性悲观不抱希望和对人性本恶理性有限的如实承认,并非为保守而保守。英国人对创新的态度是,因保守抵制创新者,当创新已成为常态,便惟有接受创新而继续新的保守。英国人讲究水到渠成,顺势而为,决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二战以后的英国政治,比战前的英国政治改变了很多,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政治比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也不尽相同,十九十八十七三个世纪的英国政治也各不相同。像全民公决这种欧陆政治传统的制度,如今也成了公共政治的最高权威,这在二战前的英国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英国宪政本身就是一个混沌体,其中传统习俗,不成文习惯法,成文条例,政治行动前例,司法判例等等等等,林林总总,互相矛盾,互相解释,包罗万象,混合在一起而不觉有任何不妥,从不追求形式整齐与逻辑清晰。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口耳相传,不立文字,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明确的否定,完全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归根结底那就是在政治实践中,经验比理论可靠,继承比创新重要,智慧与比条文可靠,心态比观念重要。

相比之下,美国宪政以一部所谓“人类头脑中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杰作”的美国宪法为门面,以三权——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基石,以九个道貌岸然装腔作势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新教徒老男人代表作为最高护法神, of the capital,for the capital,by the capital,以地主老财奸商讼棍们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讨价还价作为主流工作,以煽动民意挑动群众斗群众黑社会自由作为技术辅助,理论上完美,制度上严密,逻辑上清晰,技术上可行,两百年来没有大的改动,分而不裂,斗而不破,人权与自由在逐步扩展,但美式宪政连篇累牍,过甚其词,矫情做作,有害本真,相比英国,已经是形而下,道而器,有执念,着实相,已落下乘,屈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战争和奴役黑人种族隔离打破了它装B最紧最纯洁的神话,但是在不明真相的亲美精英眼中它永远像圣处女一般最完美。

至于法国宪政,秉承着主权不可分割、人民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妄念,理性至上,任性先行,法律至上,违规先行,民主至上,专制先行,把政治斗争当成时装表演,自我欣赏自我抽风;把制定宪法当作宪政本身,动不动就换身行头,例如法国宪法的英雄父亲西埃耶斯亲手接生了五部宪法,当然部部都是短命儿。1789年大革命以后,法国人若干年就玩一次革命、政变、复辟和帝制,第三共和后则平均半年玩一次倒阁游戏,附带来一次亡国和建立卖国政府。历史巨人戴高乐将军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以选举专制君主为中心缔造了戴高乐体制,这一体制是戴高乐最大的政治遗产,虽然留下了一些隐患如两轮绝对多数选举制总统总理双行政首长制和因为追求个人绝对权威而留下了全民公决这个定时炸弹,但考虑到戴高乐只有十年时间给1789年以来的法国宪政擦屁股,已经不能再做苛求了。至于其他国家,则自法以下不足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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