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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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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是对本国百姓搞大屠杀,把本国的妇女儿童贩卖成奴婢和雏妓

营妓相比起来,只是小儿科。

《红星照耀中国》中有记载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

      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国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屠杀红军家属,甚至苏区老百姓,不是什么“当然,即使是清廉和明正的上司,也有对下属约束不力的时候。整个国军对政治和纪律并不如共产党这样约束严明。这是由国军的练兵方法和组织纪律性所决定的。”

文革的受害者及其家人,多数还能活下来控诉文革和老毛。

落在蒋介石手里的红军和其家属,甚至苏区居民,多数连活下来控诉蒋介石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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