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如何认识中国式危机 -- 万里风中虎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的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出于困境，有说不出的焦虑；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又不能把它表述为明确的论题。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体的生活际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生活际遇。”

——C 赖特 米尔斯（编注：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1962) 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一个常见的人类社会中，社会结构影响着人，而人也反过来修正社会结构，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被称为“社会的自我反思”；当一个社会结构发展到自我封闭以致拒斥一切可以促进它进行重大转变的形态时，它就进入了社会科学上所谓“内卷化”的状态——社会停滞不前，而在原有的模式中循环往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不再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而变成了表面文章，所有的人都在“表演”。所有的社会在转型中，都经历了剧烈的变迁对道德规范的冲击，转型中个人的困惑(Anomy)和社会规范的缺失(Anomie)，被成为“失范”，即“失去规范”。没有哪一个社会有过例外，不同的是：有的社会在转型后建立了新的秩序，实现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另一些则在混乱中停滞不前，没有实际的增长，这种混乱停滞的状态被称为“内卷化”。

内卷化（又称国米花）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内卷化”的社会常常表现为如下2个特征：

(1)社会经济水平看似繁荣，但效率并未提高，仅仅是原有水平的扩大和重复。

(2)社会中的人们对原有的道德和规范的认同水平停留在表面，更多的时候是在“表演”。

而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学者黄宗智研究认为，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他认为有必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农业商品化做出区分，为了以现金或实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缴租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为了支付生产和维持生活的直接开支而从事的市场行为可称之为“生存推动的商品化”，为牟利而出售满足租税、生产费用和消费需求之后的剩余农产品可称之为“牟利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的研究及国内学者研究都表明，无论是华北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剥削推动的商品化”都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理性行为。”３黄宗智在使用这一概念研究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变迁时，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之对研究对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并非是使“内卷化的含义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由此产生出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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