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的胜利？——看《血钻》后想到的 -- 长少年

WAX 于 2002/01/05 16:56:19 发表在 汉英

先谈《管锥篇》的写法破了体，或者说合了体。说是笺释吧，不注本文的全文；说是学术论文吧，没有对本文的全篇主旨，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的考据。这种写法游走于笺释和学术论文之间，也就是在形式上做文章。它有学术著作的样子，但没有学术著作的严肃；它让作者可以象作笺释一样发表个人感慨，但形式上，特别是用了些发达国家的外文后，看起来又比笺释博学。

相比之下，顾颉刚研究古文的著作就比《管锥篇》明白清晰易懂严肃许多。例如，顾对《梓材》和《酒诰》的校释译评中就把文章分成本文，校释，白话翻译，和评论四个部分。顾的校释，除没有引用西文外，一样旁证博引，引用的注家比钱引用的还多。更重要的是，顾校释或补充修正某个字或词汇的意义时是博采众长，让读者看到历代文人对某些文字意义的解释对本文的理解都有所补充，有所贡献，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帮助了后人对古人所开创的民族和文化精神的理解。即使偶尔对先人的意见有不同看法，也只用“不应” 之类的字眼，没有讽刺挖苦甚至糟蹋先人。尤其重要是，顾的评论是帮助读者在总结前人对本文的研究之后对本文有更高层次的理解不是突出他本人对某个词汇的不同理解。因此，顾的评论重点讨论本文中的关键词汇的意义，历史背景，全篇主旨，以及主旨的表达方式，从而让读者领会古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行文特点。

现在回过头来看《管锥篇》，就可以发现一些它所具有的很有意思的特色：

首先，《管锥篇》是用古文写的。顾除用白话文写校释和评论外还用白话文翻译了古文。顾的读者肯定是当代普通人，钱的读者是谁我就弄不明白了，大概只是少部分人。钱书大概写於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提倡用普通人民的语言写文章为普通人民服务的年代，能坚持用古文写作，也就是忠于古文这种形式，一定是很不简单。其次，对照顾文看，不难看出钱文就是对作者选定的某些古文中的某些片断校释和评论的混杂或并体。从钱文前四卷1200余页中，随机抽样选取20篇文章作样品，就会发现校释部分约占了每篇文章百分之七十八左右的篇幅；其中大量引用中外他人的文章片断。这些片断引用得再多，收集整理得再多也只是参考文献，不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剩下来就是约300页的个人见解，散布于220个左右涉及哲学，民俗，艺术，文学，军事，等十多个的不同学科的题目中。对每一题目，除简单谈谈之外，哪里有可能作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讨论？然而，由于钱文把校释和评论混杂合并一起，很容易使读者错把校释当作评论，形成鱼目混珠的误解。同时，这些见解只涉及局部不看全面，即只对个别字或个别句子的意思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谈人们使用它们的具体场合或时空。这不符合从康德，他强调人使用语言不象上帝因此离不开时空（受康的启发我个人以为只有上帝才能创立总括人类语言现象的语象学），开始经过马克思，他强调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到现在的许多西方学者，如Stanly Cavell，他强调人们学习和语言要联系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习惯，等等，这些西方有名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使用语言的先进方法；也不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用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点整理文学遗产的传统要求。这种形式上五花八门，实际上不讲理论也就是不讲明立场做文章的方法大概无论哪门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士都应当作是独辟蹊径求得真理的诀窍，都应趋之若鹜；不然钱文怎能成为当代最高国文水平的代表？

还可看出，钱文中的校释和评论中有些太浓厚的突出个人的色彩，缺少了顾文里那种综合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神。主要有以下两点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第一， 钱文指出了许多古文句式，如司马迁的，扬雄的，枚乘的，颜延之的，徐陵的，还有其许多他人的，是许多后人，有名的文人，文章的滥觞。但是，它似乎认为后人对前人的继承只是简单仿构，或用它自己的话说，是“祖构稠叠，强言自慰” ，“利钝不齐，学步则一” 。其实，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传统的发展是一条前浪带后浪，后浪推前浪的河流，而不是照着葫芦画瓢却又彼此互不相干的几团死水。钱文所举的几十个祖构的例子中，大多数只是形式相近但主旨不同意象也不同。这样孤立片面地贬低形式类似的文学艺术创作现象缺少辩证的观点。它只强调前人所创立的艺术现象或形式的静止孤立，不分析研究后人对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中所具有的辩证发展过程，也不考虑后人根据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借鉴前人时赋予前人创立的形式的丰富内涵。钱写小说走的是西方现代小说创作的路子，如果按照钱文的逻辑，是不是也是强言自慰呢？

第二， 与顾文的校释博采众长丰富发展文化传统不同，钱文的校释喜欢寻前人之短，有的还不一定是前人之短，然后与死人或少数活人斗机锋，自以为斗赢了时还不忘讽刺挖苦对方。例如，评论孔平仲没有遵守孔颖达提出的“从一省文” 的规则时，说他是“数典而忘其祖矣” ；认为俞正燮用对礼经的注释解道家的名理不通时，说“俞氏操术，……特尤记丑而博者尔” ；有个叫李善的注家尤其被损得悲惨，四卷中多次提到他的笺释是“曲解” ，“不通义理” ，“只拣肉边之菜，添锦上之花也” ，等等。不仅注家，就是许多有名的文学家，也惨遭修理。比如说，借用何焯语，讽刺萧统编《文选》把《鹏鸟赋》收进鸟兽门是只识“皮相题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举刘琨“宣尼” ，“孔丘” 一联是“杜撰故实，活剥成语，以充数饰貌” ；董仲舒《山川颂》“脱笋失卯……不顾义理，拉扯充数” ；枚乘不懂“渐靡使然” 的量变导致质变的道理；瘐信不光写不好墓志铭，还有抄袭老庄之嫌；许多人景仰的司马迁写吕传犯的错误比“掠人之美” 还严重，等等。钱文还喜欢挑李白的毛病。比如说，评论李白《明堂赋》：“壮不及奢，丽不及素” 时说后一句不成义理因为丽和素是两个不同类别的概念，还特别用英文 “difference in kind(类的区别)” 强调一番。文字是生活的写照，脱离古人的生活环境抠字眼找古人之过抠到这程度还有什么丰富发展文化传统的意思？钱文也曾指出杜甫的某些诗句是“仿构” 他人。不过，相对於李白，钱文似乎更喜欢杜甫。例如它高度评价《垂老别》：“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对於李白《北风行》：“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 ， 它则认为前后矛盾意思不通，因为妻子以为丈夫还活着才会望之念之，而后文有“人今战死不复回” (钱文认为是“无端忽知其死不复回” ；作者早已死了，评者没有任何根据，想当然耳！)的交代。钱文批评的大前提认定妻子死了丈夫后看见其他人就不再想他念他了。这实在太抠文字形式不讲道德内容。李白所描写的妻子死了自己真心热爱的丈夫之后还常常念及他的生前，特别是他受的战乱之苦，看见旁人就想起自己的丈夫。我怎么想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典型形象，怎么也想不到这形象会塑造得不通义理。然而钱文却校释说：“历来口沫手胝，浑然无觉其语脉不贯，理路不通者，余则窃附於不贤识小而已” 。自己最聪明，谁都瞧不起的傲气跃然纸上。钱文写成的年代大概是扬李贬杜的年代。“不贤” 指的是谁我没兴趣调查；既是“窃附” ， 持这观点的就不是一个人。不过，就是对毛泽东写的一首七律中“天若有情天亦老” 这一句，钱文也有独到的间接校释。本来那首七律的脚注说该句源於李贺的一首诗；但是钱文在《管锥篇》第三卷上一篇末尾发表些“贵人言金，贱士文粪” 的感慨后，接下来不久就转述他人：“王kai(3) 运《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长爪生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彼不知情老不相干也’；然后就评论说：“虽言外为己之溺於周妪解嘲，而别多情於好色，异乎韩（非子） 杜（钦）之只知色衰爱弛矣” 。尽管钱文的解释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但它借用王某的解释，大概是说李贺和那位伟人的诗句也是“不通义理” ，这是钱文中常见的贬责他人文章的评语。那句诗在那篇不朽的诗篇中为除旧立新开天劈地的豪情增添了多么伟大的力量和气魄。抠字眼，讲形式到对此竟视而不见。钱文很不喜欢嵇康，如在第三卷说他用“暗所惑” 评论《鹏鸟赋》是“殊病割裂” ；在第四卷又借用《史通》“痛斥嵇康无识” 。评论嵇康的作品时，钱文指出，嵇为人犯了三禁：一非汤武薄周孔，有“忤世之狂” ；二“‘龙性’ 之未‘驯’，炼钢之柔未绕指也” ；三学不会阮籍的口不议人过的避世之狂，“明知故犯，当缘忍俊不禁” 。钱文进一步解释说，相对于阮籍的避世之狂嵇康的狂是忤世之狂，“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 。其实，根据我举的上述例子，钱文也有些忤世之狂。我根本和钱先生本人不曾有过任何接触，不知道他是否曾率性而行。不过，从报纸上看，他是个很谦虚，狷介的人。所以我认为钱文和钱本人是个狂和狷的矛盾集合。

其实，我从钱先生的著作中也学到不少东西，开拓了我的中文知识面，读古文也比没读钱文之前顺畅了许多。但是，我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也知道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是鞭策个人和社会前进的力量，所以我要指出钱文做文章的方法之落后於时代的地方。它太强调形式，太孤立静止地看待语言现象，也就是不讲辩证法。辩证法是在德国发扬光大属于全人类的锐利思想武器，直到如今后现代派都把它当作锐利的思想武器使用，有“内容的形式，形式的内容”之类的词语为证。也有位伟人把它学到了家；尽管他有许多错误，但他所提倡的先进思想和思维方式不应和他的错误一起抛弃。另外，钱文中爱揭别人之短的作法如果读者只是作者本人就没有任何社会责任，作者爱怎麽说都可以。但是，如果堂而皇之登上社会文化的最高雅之堂，似乎不利于这种文化的真正形象。同时，钱文不讲理论，也就是不表明立场，喜欢绕指之柔的方法不值得提倡。泛泛空谈，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什么好？仅凭以上三点，我认为不应盲目吹捧钱文的学术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