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的富士康应当怎么办？ -- 宁下力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个月调查发现，管理本身并无异常之处。

“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也很难与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血汗工厂’联系起来。”北师大心理学教授张西超说，“当然，我们也认为，富士康应加强对员工的心理危机干预，防止类似悲剧发生。”参与调研的心理学家均认为，这些自杀事件基本与富士康员工个人的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有关。

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

从2005年到2008年间，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东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二则，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

实际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孙丹勇事件后，员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现在富士康（中国总部）最高管理层的问题单上。一批心理咨询师补充到了集团里来。

现在，富士康还开通了78585（谐音“请帮我帮我”）热线电话，给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与此同时，一个旨在疏解员工心理压力的“心灵港湾工作室”也开设了，员工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仪器放松身心，还可以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在宣泄室击打橡皮假人。

4月下旬，针对员工之间缺少沟通的现象，为了方便室友之间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励朋友、老乡住在一个寝室。“我们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即兴搞过有奖问答，谁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但绝大部分人答不上来。”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

刘坤告诉记者，郭台铭将在本周内专程赶赴深圳，为“员工关爱中心”挂牌。成立的日子还不到20天，悲剧再次发生了。

但在李金明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但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量的问题呢？”李金明说。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