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G2的真义：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 过来看井大

国经济危机根源：中国与美国工人受到同一体系的压迫 2010-05-29 10:26:24

作者：［美］马丁·哈特-兰兹伯格 著 希桐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10年2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题为《美国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阶级和危机》的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经济形势不妙，许多人受到主流媒体和政客们的煽动，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要对我们经济体的结构性衰退承担主要责任，并认为，经济复苏首先就要求迫使中国政府实施使中美贸易关系实现平衡的“市场自由”的政策变革。

　　尽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很多，以这种民族国家方式来理解中美关系变迁却存在严重的错误。这种观点鼓动人们错误地相信，在中美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政府通过“不公平的”做法，增进了其国民的福利，却让美国付出了代价，美国产业问题就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结果是导致了非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提出另一种理解中美贸易关系的方式；这种理解方式立足于以阶级为基础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变迁。这种理解方式导致的极为不同的经济学认识和政治挑战并不令人吃惊。例如，这种理解方式揭示出，对以美国为基地的制造活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源于一种跨国的、采取了企业形式的地区生产体系的运作，而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只不过是地区终端组装平台。

　　这种理解方式也揭示出，尽管中国的跨国资本和精英们从这种体系的运作中获益巨大，中国的工人们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实上，中国工人也像美国工人一样，经受了这种体系运作所产生的许多相同的消极后果。

　　简言之，我的分析揭示出，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因此，我在结论中简要地陈述了我们面对的挑战，那就是，利用上面的认识来提出一种既能阐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逻辑，又能打破这种逻辑的策略，这将使美国工人团结起来，而不是与中国工人竞争。

　　所谓“民族国家”观点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往往作如下推理：中国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而美国则是其主要目标。刚开始，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例如纺织品和鞋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也成了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例如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商业周刊》指出，这远非“正常的”发展：

　　“美国曾经成功应对了源于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进口浪潮。而且，美国已经与中国共存了20年。但是某些极为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人们曾长时间认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将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保持领先，而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低技能部门。这现在已经成为可以争论的事情。‘中国令人吃惊在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能够在低工资和高科技两方面都进行竞争的庞大的、贫穷的国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B.弗里曼说，‘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美国就出问题了。’”

　　据说，这种连续猛击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促使企业破产，既损害了制造业的就业，也损害了工资水平。家庭为了保持消费被迫负上越来越重的债务。而且，由于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的物品的那一部分日益增长，政府促进就业和生产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缺乏效果。

　　为了给因此导致的贸易逆差融资，也需要不断加大向外国的借贷，尤其是向中国的借贷，这种借贷加速了经济金融化，并给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上了额外的制约。这些趋势加到一起，导致经济增长过程更加虚弱、更加不平衡和不稳定，从而为当前危机奠定了基础。

　　因此从逻辑上说，扭转这些趋势是美国经济复兴的关键，而通过重建中美经济关系最容易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这样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必须迫使中国重估其货币，更宽松地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并在游戏中遵守公认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则。人们期望这些措施能够推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因此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刺激“家庭工资”的工作机会创造，减少国内外的债务，重建国家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观点有意无意地在提倡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强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力量。我们接下去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对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力量以及那些力量对于美国（和中国）工人的后果认识不足。

　　中国采用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策略

　　中国确实成了一个强大的出口集团。1990—2008年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份额从1.8%上升到9.1%。照此速度，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这种出口导向是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的一种重大改变。在毛泽东时期（1949—1976年），中国拥有的是高度中央计划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产是由国有企业组织的，以满足国内需要为导向。出口很少且主要是为了支付必要的进口而进行的。

　　在这一时期，中国既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也实现了工业化。莫里斯·迈斯纳解释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步时，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还要小，…… 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成了世界上六个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之一。”另外，由于中国在毛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隔绝开来，中国被迫（也真正地）发展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例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看到中国的计算机部门后，评论到：

　　“在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模仿苏联体制，建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发网络，而且其电子部门连续生产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生产与资本主义国家差距很小或者没有差距。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开发于1958年，只比日本的晚一年，中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生产于1964年，只比美国的第一个专利品晚五年。1977年开发了一台微机（甚至早于IBM公布它自己的PC），1980年开发了微处理器，1983年开发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以及一台与IBM 兼容的PC。”

　　毛死后不久，（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决定大幅增加经济对市场力量的利用。共产党宣称，这种措施对于克服国家正在增多的经济问题是必要的，据说，这些经济问题是毛的过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制造成的。然而，尽管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肯定是大多数中国人所渴望的，但学者们却非常夸大地描述了当时存在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公众对探索其他非市场改革对策的呼吁。

　　无论其意图为何，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计划的结果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市场决定的。而且，虽然国家继续主导着许多战略性部门，例如金融、能源和运输，关键性制造业部门的绝大多数附加值现在是由营利性的私有企业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