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疆新政可期——我与加藤同学的谈话（上） --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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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2895）中，我和长期关注中国民族问题、曾在新疆“潜行”的老朋友白鹤鸣讨论了新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而今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新疆“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加藤：鹤鸣，上次咱们提到，新疆发生“七·五”事件的最终原因还是经济不行，没有合理的空间让维族年轻人生存和发展。可是我查了一下相关数据，新疆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0人民币，至少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不能说太穷。另外，新疆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相当迅速，中央认为五年后人均GDP就可以追上全国平均水平。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新疆的经济没上去呢？

白：关于新疆经济到底发展得如何，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的核心是如何衡量经济增长。在中国最常用的指标是GDP，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工资、地租、税收等经济活动的总和。

不过只要进行了生产或活动，GDP就会自动增长上去，至于生产活动是谁完成的、用的是什么方法、以及生产出的财富最终去了哪里，在这里看不出来。在中国内地，各省之间、各县之间的经济结构比较相似，上级可以用GDP来掌握下属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检验下级官员发展经济的效果。但在新疆这个资源丰富、人口稀少而基础又特别薄弱的地区，GDP的快速增长是想停都停不住的事情。

尤其是从1999年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计划以来，中央在新疆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以“西气东输”、“西油东输”为核心的资源依赖型经济体系。在这个背景下，新疆的GDP快速增长，乌鲁木齐、库尔勒、克拉玛依等城市变得极其繁华，连轮台县的一家宾馆都挂出了让我难以忘怀的房间价格。从这个角度看，新疆的经济早就上去了。可是实际上还存在很多隐患，比如财富的分配问题。

加藤：新疆资源财富的分配早已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在北京就常被人们提起。维族抱怨说，汉族拿走了大部分财富；汉族则抱怨说资源都被中央直属企业和内地大企业拿走了，自治区只能收一点点补偿费和地税而已；流亡国外的一些组织甚至借此机会鼓吹“独立”。而北京的官员则诉苦说，中央财政超越了地方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直接承担照顾少数民族的义务，光免费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就是个“无底洞”。我问一个略显敏感的问题，你觉得，新疆会真的因为财富分配问题而走向“独立”或“半独立”吗？

白：面对“东突”的“独立”鼓动，中国政府应该感到庆幸的一点是，目前中亚和靠近新疆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远比新疆糟糕的状态中。阿富汗就不用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新疆旁边打了几十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国家受困于动荡的政局中；唯一一枝独秀的是政局勉强稳定，人均GDP相当于新疆三倍的哈萨克斯坦。而在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国的地区，有几万名父辈在中国出生的哈萨克族人正在争取移民回中国，哈萨克斯坦总统觉得动摇国本，只好把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西北方的阿斯塔纳。无论如何，神志清醒的人看不出“疆独”有什么前途。

加藤：有道理，不过，哈萨克斯坦的问题恰恰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合理分配财富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分配财富时都面临着“两难”困境：分配给国民的太少，结果当然就是国民不满意，政府要么让步要么下台；而如果像海湾国家一样，直接把大量财富分给国民，国民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变成懒人、闲人。也许有的国家不在乎国民变懒，但闲人太多也会造成宗教极端主义之类的大问题。

白：对，比如著名的基地组织就是由沙特的有钱人组建的，它的成员中没有过不下去的穷人。为了社会的前途，国家必须逼着国民在压力下努力劳动，同时用国民创造的财富“收买”国民自己，让他们接受这种体制。在这方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伊斯兰教国家做的都不太好，中国政府在新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加藤：这方面，我祖国日本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原来的日本老百姓是很穷的，也非常勤劳。战后日本由穷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大国，这种勤劳不打任何折扣。现在中国工人的“性价比”超越了日本，但针对一个人的具体工作量而言，日本人不会输给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在劳动面前，我们不问为什么，就为劳动而劳动，加班是应该的，对公司、社会表示很高的认同度和很浓的忠诚度，那是在那个社会环境生存下去、自我实现的“唯一正确途径”。由于大家都很勤劳，所以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在西方世界里最公平、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分配体制。上次你说新疆仍然基本姓“社”。那么，在新疆能不能也搞成日本的这套体制呢？

白：新疆确实比内地保留了更多的姓“社”的东西，但这只能说是边疆地区的特例，跟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在单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可以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用强力压制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可以赔钱换来稳定和安宁。对作为弱势群体的维族、藏族来说，没有什么制度能比这种制度更让他们满意了。但是问题是，当来自内地的资本和人员不可避免的进入边疆，当地民族突然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喀什我参观了一家高科技农业公司，这家公司里的所有雇员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我当时提出了质疑，但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则表示没办法。用他的话说，维族人豪爽、热情、乐观，这些都让内地人非常钦佩，但很多地方存在问题，根本不适合公司的岗位。比如，许多当地人的普通话不好，管理人员也不可能掌握维语，于是难以沟通。其次，维族人的时间观念较弱，迟到或拖延的现象很常见。最严重的是，维族人讲究挣钱即花，不存积蓄，如果觉得钱够花了，即使正在当值，也会不负责任的一走了之，根本不管公司的制度。日本有这样的事吗？

加藤：在日本，如果工人像这样干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想不出来，差异太大了。其实，上次我们讨论的人口膨胀问题也是一个道理，现在日本的问题是大家，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忙于工作，不去生孩子。过不了十几年，大量老人就会把日本社会拖垮。所以，我一直注意关注中国的人口情况。在我看来，中国越是发达的地方越是生孩子少，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少子化”问题和在东京一样存在，将日益严重。而在农村，农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想尽可能多生，仍然在和计划生育政策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实大家都不傻，生多少孩子都是家庭的利益决定的。在现代化、工业化地区，生孩子就意味着减少母亲的工作机会，为孩子受教育而付出金钱，将来还要帮孩子买房等等；而在农业地区，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低得多，而农民只要有了孩子就能得到政府分给的耕地，当然愿意生了。我估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新疆政府真的彻底姓“社”，把钱全用于增加福利开支，那么维族特别是南疆维族的生育率必然要进一步提高，最终人数越来越多，有多少钱也养不起。从民族性上说，新疆现在的这种分配方式好像还真有一点合理性，尽管它看起来实在是不符合“普世价值”，令人无语。

白：其实民族性格主要是由一个民族所在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决定的。我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过去关于汉族民族性的一些说法还有印象。在我小时候，知识分子们总是不断地批评“大锅饭”，嘲笑农民的眼光狭窄，谴责国企工人的懒惰，赞美外国资本家饿狼一般高效的管理方式。2001年“入世”之后，这些说法渐渐地淡出了。现在想来，我作为出生在工业化时代的第一代中国人，恰好赶上了社会趋势推动民族性快速变化的大转型时代。最近几年知识分子们渐渐不再批评“大锅饭”，而是从人类生而具有的“普世价值”出发，把同情心献给社会底层奋斗着的工人和“蚁族”阶层，这就标志着汉民族的民族性已经被时代转变过来了，成为工业民族性、现代民族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工厂了。

加藤：民族性确实是会被环境影响的东西。人们在日本也有过类似的感觉，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其实维族的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转变吧？据历史记载，在“丝绸之路”存在的时候，维族是一个商业民族，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有眼光的商人。他们敏锐地把握住了蒙古帝国崛起的机会，利用政治与经济的合作获得了大量财富与权力。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名为蒙古帝国，实为维吾尔帝国”。而在现在的工业时代，维族已经严重落后了，说到维族商人就会想起热比娅·卡德尔之流，真是悲剧。

白：维族在工业化时代确实落后了。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六十年来的建设。新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曾得到过苏联的一些援助，发展的还是较快的。但中苏交恶之后，苏联援助断绝，新疆特别是南疆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六、七十年代国家大搞“三线”建设，许多落后地区因此而走向现代化，新疆由于地处前线而被忽视。另外，受印巴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的影响，新疆向西的通道多次被切断，这时候新疆就会从亚洲地图中的腹地变成中国地图上的一个角落，战略价值迅速下降。整个新疆看到发展的机会，应该说是在90年代初期终于修通了到苏联的铁路的时候。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一个地方发展的如何，主要取决于它的竞争力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国、全世界的大市场。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新疆汉族凭借语言、观念上的优势，当然的获得了区域内竞争的胜利，与内地的发展保持了同步。而不充分掌握汉语文化的维族，自然地就被边缘化了。

加藤：这几年的情况更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把世界连成一体的时候，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经济“全国化”。而且很显然，中国内部的一体化趋势要比全球的整合彻底得多，也快得多。如今，资金、资源、信息、人力，都可以在包括各个自治区的中国境内随意流动。碰上这个做一些传统的小买卖都要与内地几亿人竞争的时代，维族该怎么办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