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四、王弥

石勒出身于西晋社会底层，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他的成王成寇是受到命运的驱使，有个被动的过程。另一个枭雄王弥则不同，他一直主动地追逐着做上犯乱的机会。

王弥出生于青州东莱，应该是东莱王氏的成员。东莱王氏虽然不曾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与东海王氏那样叱咤风云，但也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望族。《三国志》替东莱王氏的王基立传，挨着太原王氏的王昶。不过王基之后，东莱王氏就沉寂了，太原王昶的儿子王浑、孙子王济、侄孙王浚以及玄孙王坦之等等，都是两晋的风云人物，而东莱王氏在《晋书》上留名的只有王弥这么一个反贼。

王弥具备成为枭雄的潜质。与大多数同类一样，王弥读书广博又不求甚解，通晓其意即可，其为人狡黠多诈，善于谋略，甚至可以做到举无遗策，并且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州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飞豹”。

有这样良好的军事素养，按理说王弥大可到军队里去大展拳脚。西晋年间秦凉西陲一直不太平，正好可以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可惜王弥生错了时代，西晋社会的病态导致像他这样的人报国无门。

王弥的祖父王颀曾在曹魏时期担任过辽东玄菟郡太守，入晋之后，转任汝南郡太守，其父的仕宦经历不载于史册。从这份家族仕宦史可以判断东莱王氏中王弥所在的一支已经没落了。

做为高门士族中已没落的疏族子弟，王弥这个身份十分尴尬。他处在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得志，从而充满怨气的社会阶层。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在附庸风雅，以谈玄务虚为美事，以实心做事为低俗。虽然这个国家离不开军队，离不开武将，但职业军人是被人轻视的，杀敌保境的武功并不能换来主流社会的肯定与赞誉，反而会被看成咄咄武夫。

有个著名的事例，说晋武帝与胡贵嫔在后宫玩摴蒱，（摴蒱是流行两晋南北朝的一种游戏，可以做来赌博，有枰、杯、矢、马五种器具）胡贵嫔是大将胡奋的女儿，性格爽直大胆，有乃父之风，别的宫嫔与皇帝玩摴蒱都会明里暗里让着三分，陪着小心，胡贵嫔寸土不让，与武帝争“矢”，把武帝的手指都搞伤了。武帝恼羞成怒，讽刺说：“你真是个将种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跟你父亲一样，一身武将习气。

胡贵嫔继续寸土不让，说：“陛下的祖父（指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陛下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在这段对话里，皇帝与贵嫔两人都将“将种”做为贬意词来用，意味着粗鲁低俗。窥豹一斑，可以推想当时的上流社会对武将的态度。两汉的尚武之风荡然无存，当时的士人不再思慕“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而是纷纷跟风那些风流名士，信口雌黄清谈误国，那些高门士族子弟涂脂抹粉矫首弄姿，服食毒品五石散，终日追逐声色之娱，谁说要立志杀敌报国，立刻就会引来潮水般的讥笑，被讥讽为“俗人”。

所以，王弥要成为一员武将去边境立功并非易事，那意味着脱离主流成为异类，意味着仕途升迁缓慢。何况王弥的家族已经没落，朝中无人难做官，无人引荐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而且晋朝的皇帝又只信任皇亲国戚，兵权只交给宗室与外戚，王弥即使满腹韬略，也只能给人做马前卒，生死尽在他人手掌之中。

这样的悲剧是有前车之鉴的。

晋惠帝元康年间，建威将军周处受命去关中平定叛乱，归关中都督梁王司马肜、征西大将军夏侯骏节制。周处被派往关中其实是个陷阱，他是江南名将周鲂的儿子，孙吴灭亡之后以降臣身份任职于洛阳，在朝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周处偏偏又刚正不阿，在洛阳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梁王司马肜。

关中发生叛乱之后，那些怀恨在心的朝臣纷纷举荐周处，说：“周处是孙吴名将之子，为人忠烈果毅。”于是晋惠帝派周处去戡乱，周处与朋友都看出这是一个圈套，朋友孙秀（也是吴国降臣）劝周处以赡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任命，但周处说忠孝不能两全，唯有死在关中以身报国了。

梁王也对周处怀恨在心，平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报复，现在到了战场上，机会就来了。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人孤军深入，周处说：“孤军无援，必然会战败，我死不足惜，但恐怕要为国取耻。”

梁王与夏侯骏心想我才不关心国家的耻辱，只要你死，我就很高兴。周处出发后，梁王又秘密传令友军振威将军卢播与雍州刺史解系，让他们见死不救。

周处最后就在梁王等人的围观之下，壮烈殉国了，死后有人替他鸣不平，但是没有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受到哪怕最轻微的处分。梁王是晋武帝的叔父，是晋惠帝的叔祖，相比之下周处人微言轻，死了还不是白死？

倘若王弥去出仕，以他的门第出身，混到周处这样的地位是有可能的，不过想达到梁王、夏侯骏那样的高度，那是梦想。用身家性命替他人做嫁衣，枭雄王弥显然不甘心成为这种人。

如果王弥的出身再低一点，只是个普通百姓，那他倒又有一条出路。

王弥可以用“良家子”的身份参与禁军的选拔，然后任职宫中，与权贵混个脸熟，取得信任之后被委以兵权，建功立业。西晋有两位名将马隆、孟观，先后平定凉州，安邦定国。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微，走的就是这种路。

不过这只能是个假设。即使是没落了，士族子弟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王弥去投军。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出路么？

有倒是有，这条出路就是直接投靠权贵，做他们的入幕之宾。西晋不少与王弥地位相似的士人走了这条路，并且在《晋书》上留名。比如说赵王司马伦的智囊孙秀，比如说河间王司马颙的智囊李含，再比如说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

但是这条路未必适合王弥，做幕僚如同做妾，荣辱兴衰全在权贵一念之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陆机之死。陆机是西晋文豪，一度深得成都王信任，万千宠爱集一身，对其言听计从，并且委以兵权托以重任。可是陆机刚在洛阳吃了败仗，成都王马上翻脸，将陆机及其弟弟陆云、陆耽还有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全部杀死。

王弥桀骜不驯，能不能侍候这些权贵老爷呢？或者说，他全身充满着要做权贵老爷，好作威做福的欲望，能否压低姿态，委身于他人呢？

这估计很难，事实上的王弥并没有选择以上任何一条出路，他一头扎进江湖，做起了游侠。

说是游侠，西晋太平岁月里的游侠与先秦乱世的游侠有很大不同，后者言必行行必果，重义轻生，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好汉；前者虽然也顶着一个“侠”名，大多却是在做锥埋成奸、打家劫舍的勾当，其实只是盗贼而已。但是与一般穷困潦倒被逼铤而走险的盗贼不同，所谓“游侠”有着良好的出身，大多数是官宦子弟，家中有产业，打劫并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娱乐方式。当年曹操与袁绍年轻时，也曾做过这种所谓的游侠。

这个所谓的江湖其实就是朝堂的后花园，与朝堂有曲径通幽之妙。那些衙内要找乐子找刺激，或者那些当官的要发财致富，他就可以蒙上脸罩，指使家兵甚至手下的军队到水陆要冲之地拦路打劫。

或许会有后人感到奇怪，难道他们不怕国法律令的制裁？

当然不怕。如果没人执行，律令只是一张废纸而已，这些强盗自己就是执法者，他们要么是一郡太守，要么是一州刺史，或者就是当地豪强，与地方官吏有着千丝万绪的关系。受害人如果报官，那正是自投罗网，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活着去报官。

倘若有人运气特别好，不仅活着逃离现场，并且逃出这些强盗的辖区，然后去报官，结果也往往是石沉大海。谁会因为一件真假莫明的劫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一些庸俗的“阿堵物”而得罪同僚呢？况且在当时的权贵看来，不顾身份与寒族子弟通婚那才是败坏人伦的重罪，至于抢劫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只是玩笑胡闹而已。

当时的高门士族为了垄断特权，把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用法律形式固定起来，严格禁止本阶层与其他阶层通婚。所以，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大家族，得罪一个大家族，就会得罪一个群体。大家都处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何必要让彼此难堪？晋代的司法是无所作为的，那些企图推行严刑峻法的人，无一例外会遭受举朝上下一致的攻击。

晋朝最有名的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翁石崇。石崇在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在长江渡口劫掠往来商客，两年后石崇被调回洛阳，那时他已经是西晋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晋朝另一个有名的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名上有名的回头浪子戴渊。

戴渊的祖父戴烈曾是孙吴的左将军，父亲戴昌曾担任会稽郡太守，这一点与王弥的父祖十分相似，都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广陵戴氏是江南豪强，戴渊戴衙内少年时也没有出仕，《晋书》上说他“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什么叫“游侠，不拘操行”呢？就是在江南打劫，做没本钱的买卖。

元康末年，旅宦洛阳的文豪陆机回江南吴郡老家度假，在回洛阳的途中，戴渊把陆机给劫了。

陆机所在吴郡陆氏是江南四大家之一，陆机的祖父就是当年一把火将刘备烧得悲愤而死的陆逊，陆机的父亲陆抗则曾是孙吴政权的柱石，当时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的说法，陆机本人也早已誉满江南，被视为江南士人的领袖。总而言之，陆机的江湖地位是很高的，戴渊敢劫他，是因为久闻其名，未闻其面。

陆机看着戴渊“神姿峰颖”，坐在胡床上指挥抢劫时很有大将气度，在船上就远远的招呼他：“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

戴渊也觉得今天被劫的这个家伙不同凡响，一打听吓坏了。李逵初遇宋江时什么心态，戴渊就是什么心态，当即丢掉利剑，痛哭流泣向陆机赔罪。

陆机后来向执政的赵王司马伦推荐戴渊，说这个江洋大盗“清冲履道，德量允塞。”“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是“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

戴渊后来做到东晋的征西将军，假节都督衮、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戴渊死于王敦之手，成为东晋的忠臣，他与陆机的相识、相交也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段佳话是有偶然性的，如果被劫者不是名满天下的陆机，这段佳话恐怕就会有一种十分血腥的写法。

这段佳话也再次证明了江湖与朝堂是有秘密通道的，王弥做游侠其实是走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戴渊由游侠而出仕是无心之举，王弥则是有意而为之，他长年在京师游荡，目的就是游走权门，想遇到贵人获得青睐。在此期间，他一定在努力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在洛阳做人质的刘渊。

可惜，王弥没有戴渊那样的好运气，始终没有遇上他的陆机，而世道逐渐紊乱，没过几年，西晋王朝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几年前，曾有个叫董仲道的隐士给王弥看过相，叹了口气，说：“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乱世出枭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王弥心说，老道，你看得还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