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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1968年的苏联:天下大乱时尴尬的稳定者 -- 古城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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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呵呵,我这里有本电子书,周恩来文革讲话集

里面有总理的这次讲话.摘出来给大家看看.当然,不保证其真实性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05.21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一、主要讲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 1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 2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二、领导与群众。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 1963 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 1965 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三、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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