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务之急不是反腐败，而是防止精英淘汰和逐级博弈 -- wqnsihs

文中‘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而且应该看到，目前之状是长期反腐，反灰色不力的结果，是在反与不反之间中庸的结果。温水之间，社会灰色正在加深。之所以温水，关键在于‘短视’，这就已经不仅是腐败和灰色问题可以专美的了。

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上界。换言之，是历史根源。任何‘务急’之策都不能忘记这个上界，更不能替代。

社会控制力的减弱趋势已经日久。开始时大多认为是日益开放的社会形态所致，但目前看来，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已经逐渐让位于政权内部因素了。目前社会影响/控制力已经在主动收缩。如此下去，再过一段时间，就算放手，在重/大/险/急之下所能收到的成效也要打折扣。

而所谓下界，就是这些手段的效用边际。文中所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应对手段，很可惜，是对的。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现实。

首先是财政上的相对力量问题。几年来都在警告地方债，但除了有几篇担忧，有几篇糊弄黔首，应付上差的不知所云，都没有看到背后的实质。地方债只是表现，根本在于地方不可逆的财政扩大趋势。这里面有必然，有冲动，有危险。而中央方面两个策略，一个是扩大盘子，所谓‘蛋糕做大’一起分，一个是行政压制减债，全都是消极应对的办法。还有些建议以与地方‘博弈’的勾心斗角为老成谋国，把全盘问题收缩，只求一个力量对比。结果大家都看得到，财政收入增长远超经济增长，地方‘博弈’不断的制造牵扯入一批又一批利益集团，最后的中庸折中妥协毫无稳定性可言。

很遗憾，这种‘经典’的中央地方财政相对力量平衡策略，已经到了其效用下界。

然后是人事权。所谓轮换，轮岗，在现实大势已经无效--正如所言，当前针对个人的反腐早已越过其效用下界，非‘务急’之要；而以个人力量为诉求的轮换也是一样的道理。人事权留下的有与夺的威慑和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思想建设’。如主贴所言，经过诺长时期人事政策的路径选择，‘思想建设’虽不废，但对于这个群体其效用边际也是进近之中。剩下的，只有与夺的威慑了。然而，现在背景中出现了‘利益集团’。目前与夺的威慑还是存在的，但以中国速度，利益集团已经转瞬之间就可以消解这个威慑。今天你可以判郭京毅死缓，黄光裕14年，而老百姓都已经不相信他们此生已经就此了结。那么在精英宣扬中国保护私产的进步和废除经济犯罪死刑量刑的环境下，你明年能做的有多少，效果又能如何呢？目前利益集团和官员的结合只剩下一层窗户纸，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他们目前的理想还只是敢做到与体制结合，但很快会有一天他们会完整理解体制与官员的辩证关系的。更何况，目前与夺的威慑更多在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权利得失，是带有类似未来‘期权’性质的利益期望的，而在社会发展不得不稳定速度时，这种期望‘兑现’起来会更没有顾虑。

因此，财权，人事权的效用在时间和幅度上都已经面临很大的下界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要上加一句，‘很可惜’。

那么， 下面怎么办？

是继续要摸石成金，拖延爆发并积累矛盾，还是在图穷匕见之前站稳脚跟，打桩筑基，以金刚石的硬度来立规矩。说实话，前者是骨子里的悲观主义，后者是骨子里的乐观主义--虽然大多数人的认为恰好相反；而以目前的现实中，两个都得一起来--因为时间。

财政方面，地方财政的规范必须严格立法执法，承认地方在福利保障等方面上的支出增加需求，固定其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的范围渠道，加大其变更难度。逐步确立物业税作为地方财政主渠道，当前可以考虑将土地转让费，甚至拍卖收入收归中央并明确做转移支付用途，这样使其在丧失利益驱使下逐步消解。物业税税率规定上限，各地具体由地方人大根据预算确定，变更需要地方长时间公示，并提高地方人大批准变更所需的赞成比例。

取消长期地方债，并禁止还债型发债。地方债由地方财政担保，而数额与总量由地方人大和中央双重审批。引入长期费效评价，严肃上收规划权限，并公开完全剥离地方政府担保权。将地方政府的更多精力放在社会保障和控制上，而不是涵盖一切的所谓行政权。

人事权上首先在制度建设的过渡时期坚决处理违反纪律精神的人和事。在职与离职公务员的企业任职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与保密人员个人出境一样管理，在时过境迁之前，必须留在体制内。在人事权的效性被现实有所妥协的情况下，目前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一样都必须保留死刑。法律本身带有一定滞后有效性，现在没必要在这里‘未雨绸缪’，搞什么‘先进’性。

这里有些有长远效用，有些是急就章的技术手段；而作为根源大势的发展思想不更新，这些说到底都是技术性手段；而任何技术手段没有方针政策为纲，最后都会被证明是细枝末技。别人追求这些实在是出于矛盾无可调和，而绝不意味着这是什么唯一现代化方向，而所谓‘接轨’为理由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幼稚可笑。真正的‘复兴’和‘现代化’靠的只有4个字：

实事求是。

• 这篇基本属于混帐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