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摞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已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需手写）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需手写）》记载了荀勖、冯紞（需手写）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需手写）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策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已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已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已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已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已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已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需手写）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需手写）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穷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

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

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

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需手写）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