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盛夏七月，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人声鼎沸。十多艘朱红色的“关刀船”正在船夫的牵引下缓缓靠港，船头处一杆“赖兴隆记”蓝色商旗迎风飘扬，甲板上，装满巴盐的篾包堆成了小山。

“水涨船高，财源广达！恭喜赖老板登岸高升喽——”，吆喝声中，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儿健步跃上码头。身手敏捷、精力充沛，年青的脸上神采飞扬、写满了骄傲。

在出门近半年之后，赖永初终于回到了贵州。

这几个月来，赖永初一直住在“万盛源客栈”。自从得到那张“夏字第一号”的盐票之后，原本囊中羞涩的跑街伙计就忽然变成了合江城里炙手可热的财神，登门拜访的各种掮客络绎不绝，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可赖永初却始终牢记着杨森的叮嘱，他并不急于与人搭伙，而是打算先探探银行的门路。

那时候，贵州并没有真正商业性质的银行（所谓“贵州银行”是只为政府服务的“官钱局”），甚至连钱庄这样的金融商号也没有，赖永初虽然知道这“银行” 的生意多少与钱有关系，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却弄不大清楚。他想到泸州去问个究竟，可又听说“五国商会”在战争期间关门歇业（当时的人们把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家银行驻泸州的办事处称为“五国商会”），任何业务都不办理，想找人也找不到……可正在这惶急的时候，去江津采购鸡崽的客栈掌柜却给他带来了一位自流井的号商代理，是个陕西人。

盐行的生意分为井、枧、灶、号、运五大类，井行负责凿井、枧行负责制卤、灶行负责煮盐、号行负责经销，而象赖永初这样手握引票的外地客户则叫做“运商”。井、枧、灶行由四川人领衔，号行的股东却多为陕西人和山西人，秦晋商界的资金雄厚，他们在盐场统收井灶的盐斤，经秤吊检验后入仓贮存，再岸销给各路运商。这样既维护了井盐的正常生产，也保证了盐引的规范质量。在正常情况下，盐号生意是很赚钱的，可一旦遇到战争就麻烦了。盐道封锁，运商来不了，可地下的盐井却不管人间打仗不打仗，每天照样出卤，大批的成品只好堆上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蚀，让号商们忧心忡忡、焦头烂额。

对这时的盐号而言，手握引票的运商就是他们的救星，所以一听说合江城里住着个从贵州来的盐巴贩子，这位名叫颜泽辅的陕西人就急忙从江津赶到了万盛源客栈。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胖子，个子不高，身穿蓝绸大褂，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脸上总带着一团和气。对于他的拜访，赖永初的答复还是跟先前一样，“战事未平、商道不通，生意的事情只好等到局势明朗以后再说”，但颜泽辅却没有被这几句敷衍话给搪塞住，他笑了笑，语气依然显得那么诚恳：“赖老板是不是手头有些紧？没关系，出门在外，谁还能不遇到点小麻烦？咱们朋友之间说句知心话，你的难处，我能帮忙解决”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颜泽辅就看出眼前的小伙是个刚入门的新手，作为盐号的行家，他当然也能猜到赖永初目前的窘境，心里也早有了应对的办法。

自古以来，官盐销售都奉行“专商引岸”的原则，也就是由专门的运商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卖。这当然使得运商经营的采购数量大、运输距离远、销售时间长，需要的资金也比较多。满清时期，食盐都是由运商携带款项到生产地购买的，盐场方面只管收钱发货就行了，而到了辛亥之后，政局的动荡造成了运商结构的重新洗牌，一方面，许多资金雄厚的老商家失去了原有的经营特许，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入行的商人又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传统的市场运作模式也因此受到了破坏。不过，这在造成困扰的同时却又给某一些人带来了新的商机。

民国五年（1916年）正是 “官督商办”的盐业传统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候，也是自流井盐商开始酝酿由“盐号”向“盐业银行”转型的时候。护国战争期间，部分陕帮盐商正琢磨着在以往的经营方式上做一些突破，而无巧无不巧的，赖永初就成了他们“改革开放”的试验品。

在客栈里，颜泽辅经理掰着指头给小赖老板算了一笔账：一载“仁岸”巴盐的正价（含包装运杂费）是六千四百块钱、盐税（含民国政府的还贷基金）三千、合江口岸的关税（含为贵州省代征的盐务税费）九千六，总计一万九千块大洋。这笔钱如果向“五国洋会”贷款，最多只能贷到一半，而且需要出具担保，还钱的时候还得请人把银元挑到泸州来；而如果向陕帮商人“押汇”，全部费用都由盐号代缴，什么担保也不必，卖掉盐巴之后在贵阳还钱就行了，真是既方便又简单。

这“押汇”是一种盐运垫本的信贷方式，它有点象是“逆向的汇款”。正常汇款是先在甲地存款、再到乙地花钱，而“押汇”是先在甲地用钱、再到乙地存款。因为盐业实行的是“专商引岸” 制度，商品的承办人、采购方式、运输途径以及销售地点都是固定的，这几乎相当于运商的信用完全受到国家的监控，所以不必担心借钱的人赖帐或者逃跑。

押汇的月息是一分六，另加百分之三的手续费。赖永初也替颜泽辅算了算账：盐号实际只拿出了一万二千六百块大洋（因为盐巴是他们自己的，不必另外花钱），但转手就能增加三千六百一十块的孳息，这“押汇”的买卖可着实不错。

颜泽辅并不否认自己占了便宜，但同时却又狡辩说：“我的利息高，你贩盐的利润更大，所以算到底还是你划得来。再说了，你小赖老板每个月运一载盐，一年下来就能有十多万身家，到时候把钱存在盐号，我照样付你一分利，最终你还不是全都赚回去了……”

贵州当时并没有钱庄票号之类的生意，老百姓缺钱的时候就找当铺、有了钱就锁在柜子里，谁也没想到存钱也能有利息。颜泽辅看赖永初一副懵懂好奇的样子，索性摆开架势隆重开讲金融买卖的各种窍门，顺带还把“锁进箱子的是骡子钱，只会干活不下崽”、“赚钱也就是转钱，不能让资金停下来”之类的理论也神吹了一通，五迷三道的忽悠了一晚上，贵州的土包子听得津津有味，不仅把生意谈成了，两个人也成了莫逆之交。

1916年6月13日，蔡锷率军进入泸州，被封闭许久的商道终于得以开通，紧接着，从自流井发出的盐船也开始陆续顺江而下。

赖永初早就在合江码头雇好了“关刀船”，等盐引到关、纳税验收之后，立刻就装货出发。从合江沿赤水河往上走，六百多里的水路全是逆流，不仅时刻要靠船工拉纤行进，有的地段还必须将货物卸下来改用岸运。这样紧赶慢赶的走了近二十天，直到七月初才抵达了茅台码头。

“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茅台是当时黔北的商业重镇，这里原本是贵州省仁怀县中枢乡的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小山村，但自从光绪年间赤水河航道疏浚开通之后，这个偏僻的码头就成为了川黔之间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

赖永初来到茅台的时候，码头上正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战争刚刚结束，民间的商贸立刻又活跃起来，栈桥上川流不息的是贵州出产的桐油、菜油、生漆、朱砂、水银和各类山货药材；河岔里停着许多等待卸货的大小木船，船上装着从外地运来的冰糖红塘、棉纱棉布、洋火柴铁钉子，甚至还有美国出产的强盗牌香烟。赖永初的盐船也在等待卸货的行列之中。

“仁岸”的盐引是用黄竹篾席包装的，再用篾条或草索捆扎。一捆叫做一“包”，筐里装有两坨磨盘似的盐锭，因此一包也就是两担。在合江关卡核定的时候，每包的重量是一百八十斤，但这合江标准的重量会随着运输的过程越来越少。从合江到茅台有六百里水路，中间还要搬上搬下的折腾好几回，盐斤耗损在所难免，而这耗损量的多少又大半取决于船工的工作态度，老板很难进行监督。这样时间长了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从合江装船的一百八十斤盐包，到茅台实交一百五十二斤，其余的二十八斤就连运费带耗损全部算在里面，双方两不相欠、各自负责。

盐包是要上岸才能吊秤的，可现在所有的盐引都还停在船上，船工们着急，赖永初也很着急。而码头的管事却总是一副磨磨蹭蹭的样子，一会儿看看船舱里的货物、一会儿又望望船头的“赖兴隆记”商旗，犹犹豫豫，始终不肯开单放行。

专商引岸，各岸盐引的运输途径不同、销售区域不同，盐斤的包装和规格也不一样。比如“綦岸”的盐巴是花腰色（白底红杠）、“涪岸”是炭灰色、 “永岸”是高粱色，这“仁岸”的盐锭则是略为泛青的草白色，很容易分辨出来，而且盐巴在贵州境内是不交税的（当时贵州的盐税由四川代收），码头管事根本没必要反复检查，只要随便看两眼就可以放行了，可为什么又总不让开单卸货呢？

问题就出在那面商旗上了。

按规矩，仁岸每个月的盐运定额为二十二载，这是按遵义和贵阳的总人口四百万、每人每天三钱盐的方法配给的。最早的时候，这仁岸原本是由四家盐商共同承运，可经过华联辉、华之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三家陕西客商都被排挤走了，只剩华家独自垄断。几十年来，茅台码头上的盐船无一例外的都挂着“永隆裕”的旗帜，可现在却冷不丁的又冒出一个“赖兴隆”，这怎么能不让管事先生犯迷糊呢？

于是，从下午直等到傍晚，天都擦黑了，那码头管事却还是不肯开关放船。船工们一个个暴跳如雷，赖永初也气得满脸通红，可这时候，始终坐在船尾的葛志诚却突然站起身来：“我去跟他说说”，然后就踩着脚下的篾包、慢吞吞地走上了栈桥。

葛志诚是合江万盛源客栈掌柜家的儿子，年纪比赖永初稍大一点，因为相貌忠厚老成，所以得了个“葛老诚”的外号。赖永初离开合江的头一天晚上，老葛掌柜突然带着儿子来到客房，再三央求小赖把小葛收下做徒弟。赖永初顿时被吓了一跳：“我自己还只是个伙计呢，怎么敢随便收徒”。可葛掌柜却说：“我开客栈几十年了，虽然见识不多，但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赖老板现在年轻，但将来定会是个飞龙在天的人物，娃娃跟着你，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能学到一点皮毛本领，也可换得衣食无忧……”一席话说得赖永初云山雾罩，不知道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惶恐才好，弄到最后，终于还是答应让葛志诚跟着自己回贵州，但说定不算师徒，只算是雇佣关系，双方以礼相待，去留自由。

“葛老诚”这人的话不多，略微苍白的脸上总带着几分木讷，显得淡定沉稳。在从合江到茅台来的路上，他起早贪黑、瞻前顾后、兢兢业业，虽然动作慢条斯理，但事无巨细却能做得滴水不漏。在等待通关的这段时间里，别人都急得上窜下跳，只有他不吭不哈的坐在船尾悠然自得，仿佛再等上个三天三夜都无所谓似的，却没想到，等大家都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却突然出头露面了，跟那位不通情理的码头管事“有话要说”。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两个人在栈桥上说话，心里七上八下。那葛老诚还真是言简意赅，才嘀咕了没几句，码头管事立刻就变得前倨后恭，不仅忙不迭的盖章开单，还挥手吆喝，召来了一大群搬运挑夫。

“诶，老诚，你跟那管事到底说了些什么啊？”，看着船舱中的盐引一件件地抬上岸来，赖永初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好奇。

“我告诉他，赖兴隆是华问渠（华之鸿的儿子）私开的分号，他心里清楚就好，不要对别人讲”，葛老诚的神色依然是那么的木讷沉稳，若不是明知道他是在瞎编，光看他的脸，甚至连赖永初自己都要相信这话是真的了。

“你呀……咳，咳……你呀”，想不到，这不苟言笑葛老诚居然会是个“编聊斋”的高手。

其实，赖永初的心里并不太赞同这样的谎言。因为这显然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即便这一次能从码头管事的手里侥幸过关，但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事情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可赖永初又不能责怪葛志诚的“机智”，眼前的难题是明摆着的，一步走不通就步步走不通，病到急处也只好胡乱投医，无论如何，损招总比没招更有用一点。

专盐引岸，盐引一定要登上了指定的口岸才能成为真正的官盐。天色渐暗，盐船里的货物终于在暮色之中抬进了中街的“太和仓”，等吊秤入库之后，船工们领着酬劳高高兴兴的走了，赖永初的心里也才稍微踏实了一些。

中街是茅台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两旁“洋房”林立，满是旅舍、饭馆、商铺和各种小吃摊。有趣的是，这些“洋房”并不是砖砌的，不过是用泥巴混着糯米稀饭垒起来的土墙，墙外面用瓦刀勾勒出砖缝的槽印，再抹上白色的洋灰，晴天看上去跟重庆泸州的洋砖房差不多，但遇到下雨就露馅了。

“泥巴稀饭墙”上贴着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告示：

查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但奖凭、奖牌仅有一份，亦无从再领。故应由商会专门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发生执争。

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仿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

仰即转饬遵照，此令。

……

街头巷尾的人们也在纷纷议论此事。

事情是这样的：

茅台镇上有两家酒坊，一家是由当地的三个地主合开的，叫“荣和烧房”（商号“荣泰和”），另一家是贵阳华之鸿华家开的，叫“成裕烧房”（后改名为“成义”）。两家的酒都叫“双沙茅酒”，质量都很好，产量也都不大。“荣和”的酒除了地主自家喝一喝，也在附近的乡镇卖一卖，相当于地方的土特产；而“成裕”的华老板是贵州首富，既是大盐商又是大官僚，自然不太在乎这几个酒钱，所以除了自家喝之外基本上就是送人，不大象商品倒更象是礼品。两家酒坊原本各行其事、自得其乐、比邻相安、互不干扰，彼此间客客气气，可谁曾想平地里冒出个乐嘉藻，多管闲事，愣把两家整得脸红筋胀，不依不饶的打起官司来。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人，清末的进士，曾经当过贵州咨议局的议长，还创建了贵阳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贵州的自治社与宪政会发生党争，双方打打杀杀，就把他赶到北京去了。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邀请各国参加，乐嘉藻也被袁世凯委派为“巴拿马商会直隶协会代理事长”，直隶协会包括北五省，所以这职务大约相当于“京津冀鲁豫晋陕各省市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商业代表团代理团长”，官不大头衔倒挺长。

这“京津冀鲁豫晋陕商业代表团”的团长其实是个只管北方五省二市的官，乐嘉藻只要把北方的商品拿到美国去就行了。可轮到拿酒的时候，乐团长大概觉得北方的酒不好喝，一冲动就把家乡的茅酒塞进了包里，结果到了旧金山，“双沙茅酒”还真的获得了金质奖章，事情可就搞复杂了。

说起来，这“金质奖章”并不是巴拿马博览会的最高奖，而且即便是最高奖，也不见得就能算是世界第一名，毕竟人家那是在开展览会又不是开奥运会。可对于当时处处不受人待见的中国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个不得了的荣誉。乐嘉藻回国宣布成果，北京上海立刻就登报宣传：“贵州茅台造酒公司为国争光！”，消息传到贵州，大家当然也很高兴，可转念又一想：这“贵州茅台造酒公司”到底是谁呀？于是“荣和”跟“成裕”就吵起来了，大家都说那酒是自己的。

官司从县里打到省里，省长刘显世也觉得十分挠头。乐嘉藻当初就是被他赶跑的，人家到现在还记着仇呢，所以连金质奖章都不肯寄回贵州来。想要问问这奖章的正主到底是谁吧？却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不过刘省长还是觉得这是贵州的一大荣誉，于是干脆自作主张和起了稀泥，宣布“荣和”“成裕”都参加了博览会，而且是全都得了奖，可惜奖品只有一份，所以两家都不给了（其实连他自己也没见着），建议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共同享受这无上的光荣！

赖永初在那“泥巴稀饭墙”上见到的就是这个布告。省长的态度虽然很公正，但“荣和”“成裕”两家却都不大同意，双方以后又继续争吵了许多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要说，这件事也确实够蹊跷。首先，“荣和、成裕共获金奖”的说法纯粹是天方夜谈。人家办万国博览会又不是开杂货铺，把同一个村子的两罐子酒都摆上台面，还都给奖，这可能吗？

得奖的只能有一瓶，问题在于乐嘉藻带去的那瓶到底是谁家的。

如果这酒是别人送给乐嘉藻的，那多半是华家的酒，可问题在于华之鸿跟乐嘉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在贵州的时候就闹得不可开交，等把人赶跑了再送酒去给他喝，这似乎不大合情理。如果这酒是乐嘉藻自己买的，那就多半属于“荣和”，可是这也很麻烦，因为他必须专门跑到遵义来买，那时候“荣和双沙”在贵阳都没得卖的，在北京和天津就更买不到了。

所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乐嘉藻本人才能说清楚。乐嘉藻后来参加了朱启钤（贵州开阳人）的“营造学社”，写了不少书，到现在还一版再版，可有关茅台酒的事情却一句也不肯提，搞得我们大家只好胡乱猜测瞎琢磨——这老小子，办事可真够阴的！

赖永初先前在周西成那里就见识过茅酒，现在到了茅台，自然就更应当品尝一番了。

饭馆里两家酒坊的茅酒都有。荣和的酒瓶是个底小口小肚子大的紫色陶罐子，外面贴了张红纸，纸中间写着“荣和烧房回沙茅酒”，旁边两行标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成裕的酒瓶跟荣和的差不多，也是个紫陶罐，红纸上写着“成裕回沙茅酒”，少了“烧房”两个字，也没写“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什么的，旁边却多了一排说明，“取自茅台杨柳湾地下清泉，加以特殊烤酒工艺，故气味芬芳，曰回沙茅酒”（各位，别看这酒瓶的样子土里土气。如果您现在能找到一个，那可就捞大发了）。

酒瓶的封口是块猪尿脬皮，外面缠着蚕丝线。揭开封口，拔掉木制瓶塞，一股酒香扑鼻而来。对比两种茅酒，葛志诚觉得味道差不多，可赖永初却说：“你再品品？荣和的酒香浓烈，但似乎多了点匠气；成裕的回味醇厚，带着股君子之风”

葛志诚再尝了尝，还是分辨不出，只好笑着摇头：“你年纪不大，品酒的本事却不小”

赖永初也笑了：“我也是这次出门才弄明白，喝酒的悟性不在于年龄、不在于经验，全都是天生的”

“呵呵，那你倒是个酒天才”

一句话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

“荣和”“成裕”虽然略有差别，但价钱却一样，都是银洋五角，这在当地能买二十多斤大米，几乎相当于穷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了。饭馆里能喝得起茅酒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喝的都是“咂酒”。咂酒也叫坛坛酒。它是用玉米酿成的原汁酒，饮用时将温开水加进坛子里，酒水混合之后用竹管吸，喝起来“稀哩呼噜”，声音非常响亮。有一首诗专门称赞咂酒：“万颗明珠一瓮收，皇上来了也低头；双手紧抱擎天拄，咂得长江水倒流”。

葛志诚也觉得咂酒的气势磅礴，不禁拍案叫绝道：“你看看人家，花钱不多，喝得闹热”

而赖永初却不以为然。“喝酒的作用在于助兴交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象这样抱着坛子低头猛吸，朋友走光了都不知道，不过是寻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喝酒的意义”

两个小伙子说说笑笑的喝干了两罐子“回沙”，酒意微醺，步履蹒跚，夏夜的晚风吹来，更让人兴致勃发。

离开饭馆，顺着大街往西走，镇外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沟，沟边柳树成荫，沟里溪水潺潺，路人告知，这就是成裕酒瓶上说的杨柳湾了。杨柳湾的右侧是成裕烧房，山坡上有个叫“禹王宫”的小庙，庙底下，一股碗口大的清泉喷流而出，在山湾里聚成一汪水塘，十多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水中嬉戏玩耍，欢笑呐喊，稚嫩的声音让围观者的心情也跟着快乐了许多。

走近水塘，泉眼旁的石壁上刻着清朝遵义人郑珍的几行诗：远游临郡裔，古聚缀陀坡；酒冠黔人国，盐登赤水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

眼前的情形让原本性格内向的葛老诚也忍不住忽发奇想：“唉，有朝一日事业有成，我也在这山湾里开个烧房，自酿自饮，怡然自得”

“嗨！酒是个聚众的东西，要造酒就搞大的！成千上万的运出山去，让全天下都喝我的酒，那该是多么的快活！”

夏夜里，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沐浴着溪流激荡的水雾，在身边茅酒烧房飘散出的醇厚香气的熏陶下，不由得陷入了梦幻般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