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全省，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继6月3号之后，贵阳城里的游行示威又接连持续了三个多月，场面十分热烈，但遗憾的是，这些热烈的场面似乎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入秋之后，市面上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大批的灾民从乡下涌进城里，街头巷尾满是哀告乞讨的妇孺儿童，那饿殍的哭嚎和呻吟渐渐盖过了学生们抑扬顿挫的演讲声。

自开春以来，贵州各地的水患不断，许多地方还遭受了冰雹，对于一个土地贫瘠、农业落后的省份来说，这样的自然灾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饥荒。可是大灾来临之时，政府里的新派和旧派却只顾着吵架，双方在议会里吼、在报纸上骂，辩论的话题从天理到人伦、从省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教育，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海阔天空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可就是对眼前的灾情熟视无睹。

当官的无心赈灾，老百姓只好各尽所能。殷实人家纷纷集资捐谷开办粥场，普通人家则在每顿煮饭的时候多加几瓢水，再把米汤拿出去施舍。赖兴隆钱庄除了赞助公共粥场之外，老板娘赖时氏还有自己单独的善行，她每天从碾坊买回来一担包谷面（一百斤），然后再一份份散发给沿街乞讨的妇女。

布施米面的工具是个小竹筒子，盛满一筒大约二两左右，赖时氏在店铺的门外分发粮食，小韦岭就站在她旁边维持秩序，这小孩的眼睛尖、嗓门也大，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大呼小叫：“你过来你过来，带小孩的可以得双份”，“走开！我家的粥谷只给女的不给男的”，“说你呢！先前已经领过一回，怎么又来排队？怕我不记得吗”…… 正吼得来劲的时候，脑门上却突然吃了一记暴栗子。

“噫！昔黔敖为食于路，曰嗟来食。有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不食嗟来之食。曾子曰，其嗟也可去也……”

捂着脑袋，韦岭认出眼前这位脾气火暴的老头是教私塾的周老夫子，虽然知道他是赖掌柜的启蒙老师，可这通“之乎者也”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无论如何也听不懂。

小伙计稀哩糊涂，老板娘也是莫名其妙，幸亏老板赖嘉荣还粗通文墨，赶紧在旁边解释说：“这个……不吃嗟来之食是经书里的故事。意思是在行善的时候应该心存爱惜，如果大喊大叫的对人不客气，那就不符合周礼的规矩”

“可是……我不开吼，他们就不肯排队啊”，小韦岭满脸的委屈，觉得这古人的礼法还真有些强人所难。

周老夫子之所以吹毛求疵，其实是因为他的心情很不爽，而让他心情不爽的真正原因则是他手里的那张《少年贵州报》。

走进钱庄、坐上太师椅，老头儿先把报纸使劲砸在茶几上，然后就开始“纪纲亡绝，教化陵夷，邪说流行，国粹丧失，呜呼呜呼、哀哉痛哉”的破口大骂。旁边的人拣起报纸看了看，发现那上面刊登了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说“孔二先生者，数千年来之枯骨残骸也”，还说“孔子之道不废，民主之道不兴。凡我德谟克拉悉之新国民，必以孔教为死敌”……语气如此激烈，难怪私塾先生会暴跳如雷了。

自从六月初的国民大游行之后，“五四运动”的许多新思想也陆续从北方传到了西南。贵阳的报纸原本是只有“共和”与“宪政”之争的，现在又增加了新文化与旧儒学的论战，《少年贵州报》每天都刊登胡适的文章，文章中“那么”“这些”“你”“她”“吗”“呢”之类的字词都是四书五经里不曾有过的，那些白话诗歌就更好玩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真是新颖有趣，引得许多年青人都把《毛诗》丢到九霄云外，大家一起来唱哥哥妹妹飞呀飞。

这样“斯文扫地”的事情当然让周老先生很受不了。周夫子虽然是个没有功名的落第书生，一辈子只能教小孩子念《三字经》和《论语》，连讲解《古文观止》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对“毁礼易俗”的新文化运动极为恼火。所以《少年贵州报》每出一期，他都要声嘶力竭的大骂一通，咬牙切齿摧胸打背痛心疾首，这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就象演滑稽戏一样，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1919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新的人群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一切新的力量都在向旧有的势力发起挑战。

贵州的财务和政务一向是掌握在旧派手里的，省府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财政厅长张协陆三人联手，把全省的财政把持得滴水不漏，而现在，新派正借着“五四”的势头高歌猛进，在打垮警察厅、架空教育厅、成立“裕黔公司”之后，又开始向“三巨头”夺权。

从端午到中秋，新旧两派的争斗还算是势均力敌的。在这个阶段，每当新派的声势浩大，当铺和绸缎行就赶紧把钱存到赖永初这里来，而遇到旧派的力量强大，他们又赶紧把钱取走，弄得赖兴隆钱庄的库房一会儿满一会儿空的，就象是政坛局势的风向标一样。可自从中秋之后，新派就逐渐占据了上风，《少年贵州报》连续发表文章，说财政厅假造帐目、贪污民脂民膏，还有人揭发财政厅长张协陆在两年里冒领了一千多大洋，把旧派的首脑人物搞得狼狈不堪。

按说，财政厅长贪污千把块钱在官场上根本就属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可问题在于张协陆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既是举人又是博士、既是官员又是教授，一向道貌岸然装腔作势，所以品行操守方面的瑕疵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大的软肋。新派死死抓住“财政厅长监守自盗”的话题，在大骂张协陆“名为贤达，实为宵小，徒逞私见，罔顾公益”的同时，更把赈灾不力、物价暴涨、政策昏聩、吏治黑暗等等一切罪恶全都怪到旧派的头上。

十一月初，何应钦带着几百套旧衣服去慰劳伤兵，先夸奖军人流血牺牲十分英勇，再批评文官腐败贪污非常堕落，然后又说本来应该给士兵发新棉袄的，但因为财政厅把军费贪污了，所以只好拿旧衣裳给大家穿……伤兵们顿时火大，立刻就去把张协陆的官邸砸了个稀巴烂。

从这以后，旧派官员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上班被学生堵着骂、下班被伤兵追着打。11月26日，贵阳街头出现了署名为“暗杀团”的传单，宣称要将熊范舆、陈廷策、张协陆、张彭年（张协陆的弟弟）等十多个“危害黔省”的罪魁祸首逐一处死。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觉得这肯定是学生在吹牛皮，因为他们今天喊杀段祺瑞、明天喊杀曹汝霖，类似的大话早已经说得太多了。可谁知道当天晚上，陈廷策的官轿就在回家的路上挨了两枪，头一枪打死了卫士，再一枪透过轿窗打中了陈厅长的后背——大家这才明白，这回传单里说的是真的。

能在黑暗中开枪打出这样效果的绝对是军人。虽然何应钦和谷正伦都不承认自己跟“暗杀团”有关，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事情跟他们两个脱不了干系，而且大家也明白，只要旧派不交出权力，类似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于是贵阳城里顿时人心惶惶，旧派怕新派行刺、新派怕旧派报复，就连赖永初在出门的时候都要穿上特制的“防弹衣”——把棉大褂前胸后背掏空，再垫上厚厚的草纸……这样对峙了好几天，以文人为主的旧派团体终于全面崩溃，省长刘显世被迫下令“查办”熊范舆和张协陆，悲愤绝望的张协陆随即服毒自杀，“暗杀名单”上的其他人纷纷逃离省城，曾经权倾一时的旧派势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民国有八年，外甥逼舅爷（新派首领王文华和王伯群是旧派首领刘显世的外甥），出了暗杀团，炮打陈廷策，气死张协陆，吓跑李映雪……”

“民八事件”以新派的获胜而告终，一帮少壮军官跃上权利的颠峰，结束了旧派“文人治省”的局面。只是，这场“五四”背景下的政治角逐并没有给贵州带来任何的民主和科学，反而使这个原本还有几分“维新气息”的省份彻底陷入了军阀纷争的野蛮之中，“暗杀团”开创的恶劣先例让贵州政坛从此充满了血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杀熊范舆、杀郭重光、刺王文华、刺袁祖铭，甚至连始作俑的何应钦自己也被人打了黑枪，局面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

但在当时，赖永初并不知道世道将如何变化。那时的他只是觉得吵吵嚷嚷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了，学生们不再游行，周老夫子也不再来店里发脾气，年底的时候，何应钦当上了警察厅长，谷正伦当上了黔军参谋长，省政府的政务厅长、财政厅长、议会议长也统统换了新人……当然，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好消息——赖兴隆钱庄终于获得了黔币的发行权。

确切的说，新发行的黔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钞票，而是裕黔公司的“制钱兑换券”。从常理上讲，这样的“花票”原本不会受到市场欢迎的，可是当这批票据于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上市的时候，偏巧遇到黔军在四川战场上打了大胜仗——滇黔联军击溃川军熊克武部，不仅占据了川省将近三分之二的地盘、而且还控制了盐税和烟酒税——前方犒赏三军，官兵们随即将大批钱财运回家乡，贵州的市场也因此突然变得繁荣起来。

那时贵州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军队的对外掠夺，用官员的话说就是“吾省无法自养，只能背负侵略的恶名，损失宝贵的生命换饭吃”，所以后方越是遭灾，前方就越是拼命。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省内的灾情迫使黔军将九成以上的兵力开进四川，几乎是竭尽全力的大肆抢劫，结果还真的如愿以偿的取得了收获（注：当然这番抢劫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四川各派很快联合起来“驱逐客军”，刘湘就是在这时候成为川军总司令的，川军“速成系”也由此而兴起）。

黔军官兵的薪饷源源不断的寄回贵州，战争的“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严重的灾情。由于运输不便，军人捎回家的大都是银锭和银元，而老百姓的日常购买却主要是依靠辅币的，银钱增多了，但作为辅币的铜钱并没有增加，于是就在短时间内造成了“银贱铜贵”的现象。制钱对银元的比价迅速从一千二百比一攀升为八百比一，这样一来，不仅裕黔公司的“制钱票”变得十分坚挺，钱庄库房里的那一大堆铜板更是跟着水涨船高，赖永初也因此发了一笔“战争财”。

“民八”过后，商界的十人团就随之解散了。陈职民重新装修了自己的百货商店，商店的屋外白墙青瓦，屋内摆着湖南的瓷器、湖北的铁钉、广东的雨伞、上海的肥皂，商店掌柜和伙计清一色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开口“天地良心”，闭口“纯粹国货”，显得特别中国。张荣熙和冯程南承包了黔军第五旅的冬装，绸缎庄的少爷不卖绸缎了，改卖军服。黔军第五旅的旅长是何应钦，他那个所谓的“混成旅”其实是个新编的单位，当兵的没有枪也没有炮，浑身上下穿的跟叫花子差不多，大冬天的，千把号人围着操场跑步转圈，一喊“立正”就冻得哆哆嗦嗦。何旅长一面差人购买武器，一面又在贵阳订做服装，并且还规定了交货的期限，“枪械未到枪毙军需，军装未到枪毙裁缝”，把两个承包军服的傻小子吓得不轻。

有人替何应钦做事，自然也有人帮谷正伦干活，戴蕴珊和伍效高就辞掉了布店的差事，每天在“谷胡子”的官邸里进进出出。赖永初知道他们都是安顺老乡，可是却始终也弄不清这两个商铺伙计成天跟军人混在一起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有一天，戴蕴珊跑到钱庄来贷款，说是要到云南去采购鸦片种子回来贩卖，这才把赖永初吓了一大跳。

自辛亥以来，虽然各种希奇古怪的理论日新月异，但有一个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鸦片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即便在贵州这样的省份，连小孩子也知道“吸烟人，筋骨减；不振作，精神颓；无思想，心智毁……” 这些年来，为查禁烟土不知烧了多少村寨、杀了多少烟农，清乡司令和继圣曾经在一天之内连砍了一百零六颗人头，得了个“和屠夫”的外号。直到1917年10月，省政府才终于宣布全省“城镇无烟馆，乡野无烟田”，虽然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水分，但横竖也代表着贵州人民已经跟“东亚病夫”划清了界限。可现在戴蕴珊居然又要继续倒腾鸦片，这不是倒行逆施、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么？

面对赖永初愕然的神情，戴蕴珊却显得若无其事。“大惊小怪。做烟土生意有什么不得了的？告诉你，云南和四川早就开禁了，贵州也要推广种植”

“胡说，国家不是一直反对鸦片么？”

“嘿，此一时彼一时也。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无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查吾省之患，最严重者莫过于贫困，农业既不能自养、工业又难以救急，唯有弛禁土产可以见效神速。因此省府已决定开放安顺六县种植烟土，你想想看，一亩烟田要收八块钱的特产税，转眼间就是好几百万的收入啊！”

赖永初知道这套莫名其妙的说辞绝对不是戴蕴珊所能够想出来的，多半是出自谷正伦的教诲，再看看这小子手里的通关批文，上面还真的盖着政务厅的大印，钱庄掌柜不由得有些气馁了。

“哼，种烟就能富裕么？以前也种过鸦片，贵州还不是一样的穷？”

“瓜娃！以前种鸦片不赚钱，那是因为有外国人竞争。而现在签定了万国公约，英国法国和全世界都不许向中国卖烟土了，我们正好可以自己种自己卖，产量比原先高、价格比原先好，你还怕发不了财？”

“哈哈呵呵，喊了半天的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原来国货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说了半天，戴蕴珊还是押着十二万大洋走了，那沉甸甸的银圆足足装了二十四箱，这笔款项的数目正好跟第五混成旅购买枪械弹药的费用是一样。

翻看着手里的帐册，赖永初不禁哭笑不得。回想当初讨论新黔币的用途的时候，有人主张开矿办厂、有人主张修路造桥，有人主张兴建学校、有人主张赈灾救民，方案一个比一个新、论调一个比一个高，可如今新币发行了好几个月，大家却只顾着发“特别犒赏费”、领“公务交际款”、买枪买炮做鸦片生意……眼看着二百万“裕黔券”已经用掉了一大半，机器没有采购一台、公路没有建设一寸，而先前那些高喊“德谟克拉悉”的新派人物则统统改变了嘴脸，变得甚至比旧派官员更加的阴险贪婪。

“唉……当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么？”

虽然不久前那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依然还回荡在耳边，但年青人的心里却已是寂如死灰、意兴阑珊了。

————————第一部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