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曼斯泰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 香山居士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帖布斯克

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帖布斯克

当第十一集团军所属各师休整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参谋人员负责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已经在南翼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准备加入这 一攻势。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一直与我联络，使我不至于与这些准备工作脱节。可是不幸的是这一切完全都是白费工夫，希特勒又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过多的目标，并对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就估计过高，因而放弃了原有的打算，不再考虑将第十一集团军加入南线作战。

八月十二日，我回到克里木，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等着我，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原定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却只是第四十二军军部、第四十六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十一集团军本身奉命攻占列宁格勒，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部队早已开始向北转移。更加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三个师。第五十师仍留在克里木。第二十二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在战争剩余时间中，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无所事事。最后，当我们开始行动之后，第七十二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去应付一个局部危机，所以留在第十一集团军的原有部队只剩下第五十四军军部、第三十军军部、第二十四、第一三二、第一七O三个步兵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而巳。不管最高统帅部意图如何，把一支部队如此肢解，总归是不妥当的，这些部队已经在一起作战了很长时间，从苦战中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决不应加以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当第十一集团军摆脱了克里木的束缚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抽出，而用在另一个不太重要的任务(征服列宁格勒)上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战局中，只有在战线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结果。对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唯恐不够强大，尤其现在更为显明，因为希特勒是想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越向东走，则攻击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拉得越长。

以后事实证明，如果能够把第十一集团军保留在南翼，那么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还是跟在攻击集群后面作为预备队，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担任新职时，中途到希特勒大本营去请示命令，其间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过这个问题。哈尔德清楚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即在执行南方的攻势的同时 又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十一集团军从南面撤走不会影响战局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希特勒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域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造成一个局部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七十二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 大量损失更会产生影响作用。虽然哈尔德所说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是否有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前线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他认为要比哈尔德有更好的判断能力。

这个场面如此难堪，所以我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压迫，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施蒙特将军提出――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从其参谋长的意见，并且至少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六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八月二十七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十八集团军地域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及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十八集团军朝北的那部份正面，而第十八集团军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河上的东段正面。拨给第十一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1)涅瓦河地区从拉多加湖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2)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3)在芬兰湾南岸上奥拉宁包姆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超过十三个师，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一个装甲师、一个山地师和一个党卫军旅。不过因为在(1)(3)两个正面上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于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九个半师。对面的敌军有一个集团军，共计十九个步兵旅，一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如果已经有兵力封锁列宁格勒北面的卡累利阿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那么对我们自然极有帮助。不过当德国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埃福斯将军把这个问题提出时，却遭到芬兰当局拒绝。据埃福斯将军说，芬兰人的理由是说自从一九一八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进攻的参与就排除考虑之外。

第十一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以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能否成功颇有疑问，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一九四一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于是苏联就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是从拉多加湖起到奥拉宁包姆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合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正如席勒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

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享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上的科尔皮诺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波尔科瓦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伊萨奥大教堂、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晴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上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一九四O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一九三一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是益增惆怅。那都是苏联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识到第十一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域内的任何战斗，因为如此则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八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的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全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不幸的是席勒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这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中的增兵，早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就对第十一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次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到达的第一七O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明显可以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目的为消化我们的攻击。

九月四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上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击行动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第十八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上，进行了一次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负担，对所有参谋人员而言都是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十八集团军的正面上突破了一个五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八英里的距离，到达米加以上的几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十一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前进。经过几度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其余部队之后，第十一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击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上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三十军负责指挥，下辖第二十四，第一三二和第一七O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三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二十六军负责指挥，下辖第一二一步兵师，第五山地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经过激烈的战斗，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一再从东西两面发动猛烈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八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盖托诺瓦与米加之间的强大敌军。依照惯例，尽管其处境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上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他们却一再突围。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在这种地区，我们是决不会尝试突破的企图)所以如果我们的步兵企图去消灭敌军，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十一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正面上调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将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苏联团长的日记中可以发现我们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冷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二突击集团军一共曾经把十六个步兵师，九个步兵旅和五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七个步兵师，六个步兵旅和四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一万二千人，另有三百余门火炮，五百门迫击炮，和二百二十四辆战车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十八集团军在东线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消耗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新的攻势。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十一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十月就如此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城下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他到第一七O师中去参加涅瓦河上的战斗。他在克里木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十月二十五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尤以我本人为然。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悦耳的笑声。我怎么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战争中他是我的亲传人员中第二个丧失生命的。

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希特勒对我还是礼遇有加，他对第十一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当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注定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的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部队经常被迫要用不足额的兵力进行战斗，其必然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二十二个所谓“空军野战师”，从这里可以抽出十七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向非常阔绰，不仅经费和设施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十七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即已幻灭。

现在这十七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季，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真可说是岂有此理。他们将在那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那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交谈时，对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分析，不久，我又提出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的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巳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是快要告一段落。当我在芬尼特沙时，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维帖布斯克地区，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大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如果他和他的大本营离开芬尼特沙，则我将奉命指挥A集团军群。自从利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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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最后几天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格罗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十月二十九日，他为祖国殉难，他的职位是我的老十八师中第五十一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成千累万，所以对这种纯粹个人性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活在亲人的心中。

我们的格罗是一九二二年除夕出生的，二十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变得特别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以来做生命所要他做的一切事情。

格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一九四O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自从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这是不用说的，我们做父母的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

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利格尼茨加入了第五十一装甲步兵团。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一九四一年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一九四二年春获得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十六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十月十八日，当我到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施上将时，我又和他见了一面。布施邀请了格罗，于是我们父子，布施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萨尔茨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格罗在前一天夜里被一颗俄国炸弹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不幸的。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十八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 “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她而言，这个孩子一向是特别钟爱的对象。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

格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在利格尼茨时，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域中的维帖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叙述。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来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战场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奉命成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颗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下来。在那个地区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所以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只好坐火车离开维帖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好是我的五十五岁生日那天才到达B集团军群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六集团军和其附近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第三和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