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宜将剩勇追穷寇，anti-wsn贴系列之一——败坏的世界 -- 酥油茶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女性观的输入主要通过两大途径，一是通过报刊杂志进行理论上的宣传，二是通过实际活动，如创办女学、组织“天足会”来扩大西方女性观的影响。

19世纪50、6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了《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在这些报刊上，西方传教士发表了许多讨论女性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把西方女性观介绍给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批判。许多传教士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女性教育与国家文明教化之间的关系。传教士花之安曾指出“观教化者，必观其国中女人之地位，以定其教化之等级。”[7]“妇女有学，今在泰西甚要，有关于政治民生”。[8]对中国女性教育用力颇多的传教士林乐知也提出“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9]“女俗为教化之标志。”[10]“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11]“观泰西之国，男女未曾读书者，皆引以为国耻，民间崇重学问，国家培植人材，其国所以蒸蒸日上也。”[12]《万国公报》中《论崇实学而收效》一文中介绍“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有得教化之源。……无分男女，例必入学。故通国男女，皆可挥写诵读，研究各种学问，为人所必需。……女徒入院读书，美国最多，其学问造于精微，英、法、德三国亦然。”[13]传教士韦廉臣在1889年发表的《治国要务论》一文中也同样强调了女性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妇女失教，非惟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坏其国之半，几将通国之人而尽坏矣”“教训妇女一端，尤国之所万不可缺者矣！”[14]西方传教士在宣传西方女性观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女性观也进行了批判。传教士林乐知认为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是极其荒谬的，指出“中国理学家常言：女子无德，以无才为有德，推其言外之意，实见夫有才之女子，决难必其为有德者也。”认为“中国女人之地位，所以不能振拔者，明教纲常有以限之也。”[15]缠足是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陋习，对中国女性伤害极大，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对于改变这种陋习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19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反缠足的文章。英国传教士秀耀春指出“夫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今任女子缠足，竟将重用之肢，归于无用之地，辜天恩，悖天理，违天命。罪恶丛生。”[16]厦门的一位牧师也指出“今观天下，除中国以外，妇女均无缠足，可见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17]

西方传教士对于西方女性观不仅有理论上的宣传，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从而扩大了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影响力度，为中国女性观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其实践活动之一，便是在中国创办教会女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一直到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爱尔德塞在宁波创办女塾，中国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教会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开办了女学，出现了“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据统计，到1877年止，基督教在华所设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18]。

19世纪70年代以前，教会女学的办学层次很低，主要相当于小学水平。19世纪70年代以后，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也开始出现。如189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就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所相当于中学水平的教会女学。到20世纪初，教会又开始关注女性高等教育，开办了教会女子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据资料《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记载，到1922年时，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女生，初小为48350人，高小为9409人，中学为2569人，师范为262人；专门为159人，圣经为1635人，医学为78人，盲童为508人，总计62970人。[19]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女学，是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极大挑战，为中国人自办女学树立了样板。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之二是成立“天足会”。传教士不仅撰写文章对女性缠足的危害性进行宣传，而且还成立组织，推动禁缠足活动。伦敦传教会的牧师约翰·麦克高望会同一些在厦门的传教士，在1875年组织了“天足会”，该会规定凡不愿为女儿缠足者，均可入会，入会者要立约划押，保证履行公约。1895年4月，西方传教士又在上海成立“天足会”，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主要局限在教徒范围内，但其客观的示范作用却是很大的。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女性问题的关注，主要还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对西方女性观的介绍，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批驳，却开通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变革起到了启蒙作用。

中国自己独立的历史，从思想上来看，后期是走上了死胡同的，从男女地位问题来看，是僵死住了，从个人的素质来看，是很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