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突破坚冰

苏联时代，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极为普遍的现象。当两党关系密切时，两国之间称兄道弟不分彼此，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可以掩盖一切矛盾和分歧。为维护所谓的团结和统一，不顾他人或放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也在所不惜。而一旦两党关系恶化，两国关系也就随之恶化，相互之间恶言相向互拆墙角，连最起码的国际交往准则和惯例都可以弃之不顾。相互攻击断绝往来，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也已司空见惯。这时昨日的“同志加兄弟”转眼间便成为最凶恶最危险的头号敌人，甚至西方国家都被排在后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正是出于对这一悲哀现象的反思，在接替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在党内率先提出对过去的外交路线进行修正。其重点在于，在两国关系领域，尤其是在与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应该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意识形态放到将要位置。对于苏共而言，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点发展双边关系的方针政策应被视为一大突破。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注意到，这是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其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的成功访问可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典范。作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内人所共知的亲华派，阿尔希波夫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和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从1950年至1958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8年多时间里，阿尔希波夫参与了整个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与指导。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共有156项，都是由阿尔希波夫领导下的苏联专家组进行规划和指导的。到1960年两国关系破裂所有援华专家撤走时，这些项目中的130多项已经完成。这还不算由苏联援助和专家指导的其他一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可以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尤其是国防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

阿尔希波夫与包括周恩来、李先念、陈云和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有过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在中苏对峙的年代也从未对中国恶言相向，是中方比较欣赏的苏联领导人。考虑到这一点，为纠缠于“三大障碍”而进展缓慢的中苏副外长级会谈感到不满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认为，必须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尽快恢复。即使两党关系的恢复尚需时日，也应该尽早实现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始于1979年10月的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其目的就在于结束对抗，恢复两国的正常化关系。作为勃列日涅夫指定的继任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曾长期主管情报战线工作的安德罗波夫敏锐地觉察到，自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后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于过去那种强硬僵滞的反苏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政策不但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困扰，也使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安德罗波夫认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获益，苏联除了在全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过来说中国也是如此。安德罗波夫注意到，在那场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共停止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说法。通过邓小平主席坚持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主动透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勃列日涅夫带话，要求苏方至少满足其提出的三大障碍中的其中一项以显示其改善双边关系之决心的做法，安德罗波夫确信中国领导人已经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放在了一边而以国家利益为重点。这种做法与他本人提倡的中苏关系发展方针相当吻合。这促使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

尽管在党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大力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意，不作原则性让步，最终统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意见，并在生命的最后倒数时刻奋力发起最后一击，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活跃双边关系。安德罗波夫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同时也是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由此可见安德罗波夫对此的重视程度。

葛罗米柯的小花招

好事多磨，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突然去世，阿尔希波夫原定于1984年5月10日的中国之行出现波折。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同时也是直接负责安排此次访华事宜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提出，由于中国军队展开了对越南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有鉴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华盛顿与美国达成了采购反坦克和自动防空系统的协议，建议推迟这次访问以显示苏联的立场。苏联驻越南总军事顾问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也抱怨，在这个敏感时期安排这次访问将会影响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对苏联的态度。由于之前毫无预兆，因此当北京方面在5月9日突然接到莫斯科的通知，称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不得不将访问无限期推迟时，中国政府当然搞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实际的情况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根据保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葛罗米柯之所以一再反对阿尔希波夫的中国之行，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而非反对实现中苏和解。相反，作为苏共领导层的务实派并长期执掌苏联外交部的葛罗米柯一直在为恢复中苏关系而努力。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爆发之初，作为资深外交官和国家重要幕僚，葛罗米柯就冒着激怒老朋友勃列日涅夫的危险大胆进言。他明确指出，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与中国交恶，只能将中国推向美国。苏联走向世界的阻力来自于美国而不是中国，中苏两国间的矛盾要立足于谈判解决。1964年的边境谈判中莫斯科已承认达曼斯基岛是中国的领土，现在格列奇科把装甲车开上这个岛，使苏联的国际威信受到损害。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了的。现在又要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不符。虽然葛罗米柯的说法在一开始没有被勃列日涅夫所接受，但由此可见葛罗米柯在对华立场上的态度。在后来由他主编的《外交辞典》中，作为职业外交家的葛罗米柯明确指出，19世纪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可以说，葛罗米柯的务实主张为两国缓解冲突，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葛罗米柯之所以对阿尔希波夫的中国之行不遗余力进行阻挠，纯粹是个人私心作祟。他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前往北京启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这一历史进程。曾经长期供职于斯摩棱斯克广场（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俄罗斯外交部所在地）的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回忆说：“在外交部的党委会上，葛罗米柯毫不掩饰他对阿尔希波夫的嫉妒。他认为通向北京的大门应该由他亲自打开。自1957年接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主掌外交部以来，葛罗米柯从不放过任何重大外事活动。更不用提中苏和解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主导权了。”

葛罗米柯在一开始显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小花招几乎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当时在中国对于能否实现对苏联关系正常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为数不少，毕竟长达20多年的紧张敌对关系使双方都绷紧了神经。莫斯科突然宣布无限期推迟阿尔希波夫的访问，这对于搞不清楚状况的中方来说不能不引起一些负面猜测。这样在同年9月于纽约举行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吴学谦再次向葛罗米柯当面提出邀请阿尔希波夫访问北京，葛罗米柯才陡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也正是透过那次磋商，双方最终确定阿尔希波夫的访问日期和大体行程。当然，瑕不掩瑜！在整个推动中苏和解的过程中，葛罗米柯自始至终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我们的国家，因为政治要人的私心杂念和小花招牵扯到国家大事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无论是沙皇俄国时代，还是红色苏联时期或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