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兵眼里的地道战 上 -- 萨苏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之中，地道战更主要是一种村落防御中与敌周旋的作战方式。使用地道抵御日军，在日伪军包围万千重之下，敌后的村庄可以岿然不动。

实际上，在敌后战场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道战也可以是防御战之中十分有效的主动出击的手段。日本老兵桑岛记载的“八路军会利用地道对日军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动突袭，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就是这样一种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我军通过在战斗中运用此战术，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背后，实现对围攻敌军的反包围，继而在彻底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形之下，给其沉重一击。

1942年3月20日，冀中军区、冀中行署、冀中武委会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以广泛推广地道战时，就明确指出地道斗争是“由单纯防卫向积极进攻发展的”，且从战术上作出指示：“可从地道转移到他村外线作战。”

抗战中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回忆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谈到了：

“当敌人使用较大的兵力，采取包围的形式前来‘清剿’时”，我军的一种斗争方式就是“……由地道转至村外，突然袭击敌人的侧背，并迅速转移。”

地道战的先行者，抗战中担任河北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在《蠡县开展地道斗争的回忆》中，则是生动描述了我军通过地道“到敌人背后来一个反包围”的战法：

“村游击组、青抗先（笔者注：即青年抗日先锋队，是半脱产的青年抗日武装）等，每当敌人包围之前，就先把群众特别是老弱妇孺，照顾着钻洞跑了，然后埋伏在路口或房上等容易打伏击的地方，待敌人非常接近的时候，一阵手榴弹或独撅枪（笔者注：独撅枪是一种自造的土枪，造型类似驳壳枪），便把敌人打得惊慌失措了。当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游击组、青抗先及持武器的群众便不慌不忙地顺地道走了。然后，又利用通野外的地道出口(出口处平时有伪装隐蔽物)，再到敌人背后来一个反包围，冲敌人屁股后边再打一阵。因此，这时各村的民兵对敌斗争更加坚决勇敢了。”

杨成武将军1945年1月写出的《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是一部集地道战经验之大成的专著，曾作为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绝密文件油印下发。这部著作的第三章《关于地道战术问题》谈“战术上的几个要求”时，专门提到了先在村内节节抵抗，再通过地道转到外线的战术：

“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打到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地打击敌人。”

根据杨成武将军的记述可以看出，桑岛等日军士兵在战斗之中认为“八路军逃到这个庙里，然后作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走争取时间”，是有明显偏误的。实际上，这支八路军小部队就是执行着先节节抵抗，再利用地道转到敌军背后而发起袭击的具体战术。

河北平原的敌后斗争之中，这样的地道战战例也是比比皆是：

1985年的《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中的《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区的地道斗争》一文，记载了同发生于1942年5月的两个激动人心的战例：

1942年5月23日，日军围攻河北无极县赵户村，激战中，“我六名战士和几个民兵利用地道转到敌人侧背，把东边冲来的敌人向西引，把西边上来的敌人向东引，结果敌人自己互相对打了一个多小时”。“天快黑时，我侦察员带着十二名民兵从地道摸到敌人的马群里，砍断马缰绳，群马乱跑，敌人以为我援兵赶到，急忙撤退。”

1942年5月30日，日军围攻河北深泽县白庄村，敌人拿村中一座庙作为指挥所。躲在这样的建筑物中，日军军官们认为被他们团团围住的八路军，手上没有一门炮，是奈何不了他们的。但八路军却从地下冒出来了，“县大队一个机关枪排从地道潜行到玉皇庙，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廿多个敌人，占领了玉皇庙”，不知道这座庙中的地道口，是不是也和桑岛看到的那座庙一样，是设置在神像下面的。若是也设在了这个地方，那么战斗中，玉皇的塑像突然移开，八路军举着机关枪从敌人背后冲出时，不知道那群扭着头看究竟的日军军官和警卫们，是不是会有“天兵天将”下凡的幻觉。或许，当他们扭着头看到机关枪的枪口喷出火舌时，他们还正陷入疑惑中：这“天兵天将”怎么是从地底下出现的？

这批军官被歼灭后，“敌人见指挥所被占，集中火力猛攻玉皇庙，庙顶被炸塌，庙墙被打穿”。但是这样的疯狂反扑已毫无作用了，我军战士从地道转移”。不久，这次战斗中被打掉了指挥部的敌军，又吃了一次亏，“我县大队的一个班，从地道转到敌人背后，杀伤敌人八十余名。”

这种战术在具体运用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其可以和地雷战结合起来：

1944年12月22日，河北省满城县的石井村战斗之中，激战一天一夜后的日军“疲惫不堪，害怕夜间再吃亏，只好拉着尸体伤兵往回撤”。可是，这一群侵略者“哪儿知道，民兵早已从地道转到村外，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埋设了地雷群，用‘铁西瓜’欢送这些恶魔了。”

这种战术也可以用于在战斗中发动偷袭，夺取敌人的辎重。

1944年2月16日，河北省固安县尼店村的战斗之中，“开始我军在村内打防御战，黄昏时，我主力第35区队利用地道偷袭了伪治安军第20团的大车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场战斗中，伪军把后勤车队的辎重车辆放到战场之外的地方，以为就万无一失了，“哪知道，我军通过地道从村内转移到村外，打了他们个人仰马翻。”

一直到抗战胜利那一年，日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继续受到这种战术的沉重打击，比如1945年5月27日的河北霸县米家务村（现属河北雄县）战斗（著名的“米家务反包围”），就是一次运用地道战反包围战术而大获全胜的战斗。

这种合适平原上首创的使用地道突围后反包围敌人的战术，甚至远在安徽淮北平原的新四军中也采用了。1943年12月发布的 《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淮北苏皖边军区政治部、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布告——战斗动员准备反“扫荡”》有这样的语句：

“在那些敌人可能安设据点的村镇，更要努力挖掘地道，四面相通，在村镇之外半里或一里出口，以便应付敌人的突袭包围，而改由地道脱围以行反包围之效。”

桑岛的队长了解这一战术，及时下令撤退，避免了被反包围和全军覆灭。不过，这样也留下了一个地道战反包围战术的见证人桑岛，他在日后出版的书籍，使得中方史料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

但桑岛关于“八路军搞地道战是在日军的启发下开始的”，则无疑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误会了。

在日军挖沟之前，八路就开始挖沟了。而八路以挖沟为最主要形式的交通战，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冀中地区敌后地道战的三名著名领导者：旷伏兆（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政委）、魏洪亮（曾任冀中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冀中的地道斗争和地道战》一文中指出“冀中的地道斗争与地道战是在开展交通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交通战的继续和发展”。他们具体详细介绍了地道战的起始阶段情况：“1938年底，日军侵占了冀中蠡县、肃宁等地区后，便开始到处修公路，建据点，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我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斗争。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路，我们夜晚组织群众把它破坏掉。同时，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粉碎敌人频繁的‘扫荡’，我们还动员冀中人民改造平原地形，就是把所有的乡村道路挖成壕沟，这样一方面能使我们隐蔽地攻击敌人的据点，敌人“扫荡”时，便于我们顺利撤出村庄；另一方面，使敌人无路可走，而我游击队和民兵则可把交通沟同地雷战结合起来，有效地杀伤敌人。当时，在冀中平原，所有大车道都变成了交通壕”……“冀中军民广泛开展破路修壕斗争，给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于是敌人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破路的村庄进行反复包围、合击，使得我根据地干部和斗争骨干很难在村里找到藏身之地”。为了坚持斗争、防敌抓捕，开始挖掘隐蔽洞，这种“蛤蟆蹲”的地洞，就是地道的雏形（据此，桑岛知道的地道战演变情况：“最初，他们只是挖个地窖，躲避日本军的抓捕。然而，将其向深处延展，就形成了相通的地道”，是很准确的，也侧面印证了中方的史料）。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扫荡’，广大军民还充分利用我们在平原上修起的一条条交通壕，挖了许多短小坑道通往坟地、苇坑、寺庙等。有的还在小坑道里挖了许多土窝窝，用以藏物。这些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

那么，地道战之中那些善于使用铁锹的中国农民，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日军在河北平原上强迫开挖封锁沟训练出的呢？

笔者的意见是：未必吧，这个情况是很难说的……

可能有读者会问，“日军普遍采取征召当地农民的方式进行开挖”，不也强迫老百姓拿着铁锹挖坑吗？这多少有训练的效果吧。

这训练出的效果嘛……却未必是使用铁锹的能力了。

河北平原上有的地方，敌后武工队为了阻止日军挖封锁沟的计划，还发动了群众把铁锹等挖土工具都藏了起来。同时，用八路军名义，贴出了这样布告《限期收缴铁锹》。组织好的群众们，就随之纷纷向日军报告：不是我们不积极配合，可是“铁锹被八路军收走了”。

日伪军一看，这铁锹被八路收缴了也没有办法（日军在秋收的时候发动抢粮战斗，都常常不成功，难不成发动一个抢铁锹战斗），只好……叫老百姓们就“拿着锅铲和铁饭勺去挖沟”了。估摸着这些地方的日军到挖沟工地上，看到满眼都是用锅铲和饭勺舀土的情景，也没有办法觉得这地方的封锁沟可以修得下去了。

（笔者注：这个情况的记载，曾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的回忆录《风雨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