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英雄贴]关于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 -- 梦晓半生

秦剑：

在整个古代，剑都是兵器制造水平的代表。秦剑也被吹捧得很高。不过只要对秦剑的金相组织进行小小的分析，一切也就真相大白。秦剑跟其他秦兵器一样，采用泥型铸造，一次铸成，既不经过锻打（实际上也不可能锻打得了），也不经任何热处理。其成分如下：锡１８－２１％、铅０．１７－２．１８％，其余除微量杂质外均为铜。这种组织中充满了δ相的铜剑，自然是硬而脆的。不过为了设法弥补，在外形上还是有所设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中说道：“有节奏的剑身可以相对减少反作用力，增强剑的弹性，剑身窄处厚度相对较大，剑身宽处厚度相对较薄，这样就使剑身宽处与窄处的机械强度相对均匀，不至因强弱不均而折断。”当然这种弥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决定一把剑机械性能的归根结蒂是它的金相组织，而不是外形。现在出土的秦兵马俑坑中的剑，在三个坑中均有分布，其中完整者不过１７把，都出在一号坑东五探方，受淤泥层保护而幸存，其余都是残剑，碎块合计１８９片。其中有的剑鞘尚在，内有折断的剑尖，剑身却不见了。可见秦剑只要出鞘时动作稍为粗暴，就会导致折断――这种折断法据我所知仅此一见，也算是很有创意了。

受其机械性能限制，秦剑只能刺而不能砍。与任何硬物稍用力相碰都会导致其折断。其剑身长、薄（相对战国铜剑而言，其实其最大厚度仍有０．９４厘米左右）、窄。加上硬度大，对刺击穿皮甲的人比较有效，但要刺穿金属盔甲的人那就是妄想了。尴尬的是秦（也包括其他华夏国家）严重缺乏可以用于持久作战的短兵器，因为这时铁兵器还远没有普及，而华夏国家的高锡青铜也造不出可以跟敌兵器相碰而仍能完好的刀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俑坑中剑的数量很少，除了节省成本外（秦始皇陵修建时，国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了，但从嬴政这样的疯子和嬴胡亥这样的白痴看来，这显然不是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没用，使用弓弩的人在近战发生时当然希望用刀剑保护自己，但用一把一碰就折的剑显然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弓弩兵受的是弓弩射击训练，不会有那种一击毙命的剑术）；使用长兵器的兵也出于同样道理而不能指望剑，只有那些有一定地位的指挥官，他们受到士兵的保护，要对付的只是可能冲来的敌人，只需坚持很短的时间，士兵们就会聚拢起来保护他，这把剑是折是好，都没什么问题了。我估计，秦俑坑中装备剑的都是军官。

下面要谈到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是这样的：“秦剑的硬度为ＨＲＢ１０６度，相当于调质后的中碳钢。”这句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荒谬绝伦的话，流传了近三十年，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它的错误，颇令人深思。现在就由我这个业余灌水的业务员指出其中的错误。

首先，为什么偏偏选择洛氏Ｂ级标准呢？因为洛氏Ｂ级标准，适用于较软的金属――注意这点！――包括铜合金。但每一本冶金书都会告诉我们，ＨＲＢ的取值范围是２５－１００。超过范围取值，误差会很大，就我所见的现代产品测验最大数值为ＨＲＢ１０４。而且尴尬的是洛氏硬度彼此之间没有可以直接换算的公式，因此这个骇人听闻的ＨＲＢ１０６，到底相当于较准确的洛氏Ｃ级标准多少，没有人能够明确的知道。难道没有更合用的硬度标准了么？非也。任何一本冶金书都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硬度测验标己芏啵?其中洛氏测量法压痕小，不损坏受测物品，操作简便，但因压痕小，试验数值较分散，易于引起操作误差。而布氏硬度（ＨＢ）不可测量硬物（数值控制在ＨＢＷ６５０范围内），操作程序复杂，但压痕较大，侧值稳定，适用于铜合金；维氏硬度（ＨＶ），可以测验得硬度范围很大，一般金属几乎不受限制。由于采用显微镜测得压痕对角线长度，结果较精确，然而操作过程也很复杂，不宜用于批量检验】br>由上面看来，似乎测验者看中了“不损坏受测物品”一条。然而，难道他忘了ＨＲＢ取值范围不宜超过１００这个最简单的常识了吗？而且，对于那些碎得一塌糊涂的剑，还有什么可保护的？西方国家的冶金考古学家，早在７０年代就已经普遍采用维氏硬度测量古物硬度，至多以布氏硬度作为补充，其实同样是对秦俑坑出土武器，对矛和箭镞也都采用布氏硬度测量法。那么为什么偏偏要用误差很大的洛氏Ｂ标来测量剑硬度呢？

好吧，我们先认为秦剑就非用洛氏Ｂ标不可，但接下来还得吓一跳。HRB106，非常勉强的可以认为大致等于HV296，或者说是HB290。我向大家还记得上面所说的含锡20%的铸造青铜，硬度不过HB150，即使因出处不同，说法不一，让我们把这个数字调高100以上，那么含锡21%的青铜（测验硬度的残剑数据），充其量不过是HB270-280，如何高到HB290？要知道，含锡量 22.5%的希腊雅典造币模（顺便说一下，冲压造币法也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技术优势），在使用前经过了硬化处理（似乎可以理解为淬火），其硬度也不过是 HV270。比秦剑稍早的一把楚剑，含锡量同为２１％，且采用金属范铸造，铸造效果优于泥范，其表面硬度为ＨＶ２０１。这样看来，秦剑还真是非同一般哪。

那么是不是秦的造剑技术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可以使剑硬度大增呢？我们前面说过，当含锡量高到15%以上时，退火和锻打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淬火会进一步恶化铜器韧性，历史上没有一件铜兵器采用过这种热处理方法。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秦剑系由泥型铸造，未经任何冷作和热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秦剑的硬度显然只能由其含锡量决定。那么是不是由于微量元素的加入使得秦剑机械性能大增呢？秦剑中只含有含量极微，成分复杂的其他元素――而现代铜合金必须有含量较大的相应元素才能改变其机械性能。所以秦剑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其硬度大增。让我说得更明白些：HRB106这个数字，１００％是不准确的。不过其实秦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硬度，而在于韧性。

好吧，让我们认为秦剑确实就是达到了ＨＶ２９６这个山崩地裂的数据。那么它是不是确实“等于”或“接近于”调质后的中碳钢呢？让我作一个浅显的比喻：歼８－Ⅱ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升级后的Ｆ１６Ａ／Ｂ。这句话对不对呢？对，但也根本谈不上对不对，因为Ｆ１６Ａ／Ｂ升级，是为了提高其综合作战能力，而不是单单为了提高其速度。同样的，每个人都知道，钢材调质是为了在提高其硬度的同时，保持其韧性，也就是提高其综合机械性能，而不是单单提高其硬度。顺便说一下，调质通俗的说就是淬火＋回火。这点网上的人未必知道。

更要命的是，秦剑根本不能跟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调质后的钢材比硬度！我们知道现代碳素钢（想必你知道中碳钢是碳素钢的一种，指含碳量在０．２－０．６％之间，不加入其它元素的铁碳合金）即使含碳量为０．２％，淬火之后同样可以达到ＨＲＣ６２的表面硬度，即使回火后硬度再怎么下降，也绝不会降到ＨＲＣ３５以下。而古代呢？出土的人类史上最早的经过调质处理的铁器是著名的两把埃及斧（顺便说一下，回火也是古代西方对东方的一个技术优势），制造时间为公元前九世纪，经过对完好一把的检测，其刃部硬度为ＨＶ４４４。罗马时代含碳量０．４３％的剑刃，淬火后硬度为ＨＶ７００，而民用工具淬火后硬度在ＨＶ５００－７９０之间，它们回火后的硬度无论如何都不会降到ＨＶ４００以下。中世纪欧洲含碳量较高的铁器，在淬火后一般要经过回火，但没有一个实物硬度降到ＨＶ４００以下，其他文明国家经过淬火的铁兵器，也从未有过低于ＨＶ４００的纪录，事实证明，经过调质的钢件，其硬度以ＨＶ４００为下限，除了最早的淬火钢件硬度可能不足以外（因为古代技术条件下，含碳量０．２％以下的铁器淬火效果不明显，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最早的淬火铁器性能如此之低），任何已知的调质铁器都不会软于秦剑――这里还没有考虑秦剑韧性极差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秦剑跟调质后的中碳钢的芯部硬度可以比较呢？不行。从来没有一本冶金书告诉我们比较金属件硬度时应当用芯部硬度进行比较，这是荒谬的。不过就让我们来比一比罢，查阅冶金书可以得知即使经过淬火处理的含碳量０．８％的高碳钢，其芯部硬度至高不过ＨＢ２８５，跟ＨＢ２９０还有差距呢，至于中碳钢，我倒还没有见过哪一种芯部硬度能够达到ＨＢ２６０的！也就是说，如果比芯部硬度，那么连高碳钢都不是秦剑的对手，何必说什么“相当于” “中碳钢”？――前提是这个“ＨＲＢ１０６”是真的。

最后，包括袁仲一先生在内，很多作者把秦剑硬度表述为“ＨＲＢ１０６度”，这是画蛇添足的说法，实际上只说“ＨＲＢ１０６”即可。

综上所述，所谓秦剑硬度为ＨＲＢ１０６，相当于调质后的中碳钢的说法，彻头彻尾，１００％而不是９９％是句昏话。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出这种昏话呢？我没有见过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但查到的最早介绍秦剑的是《秦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登载于《文物》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作者署名秦呜（？）。我想用不着多说大家就知道，１９７５年是什么年代，在那种特殊年代中，出现学术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作者也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文章不过是一个“试探”。但令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３０年来我国无数史学家、考古学家谈及秦俑问题，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人指出这句话的漏洞呢？我不是一个闲人，要查资料，只能趁着跑业务的间隙，花上几个钟头到图书馆查资料，尽管如此，还是很快的发现了问题。那么，为什么三十年来所有人都保持沉寂呢？难道仅仅是隔行如隔山，历史学家不懂冶金学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原因令我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失声呢？令人深思！

至于秦剑的真实硬度（韧性那是不用说的了），大体上应该跟含锡量相同的楚剑类似。合理推断为ＨＶ２００左右，因含锡量不同而有所增减，上下范围各不超过５０，也就是ＨＶ１５０－ＨＶ２５０之间。非常“巧合”的是，这也正好是未经淬火的中碳钢的硬度范围――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秦剑还有另一句话，虽然严格来说算不上错，但也往往造成误解，在此一并说明。这句话最早出自《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１８８页，内容如下：“一号兵马俑坑Ｔ２第十一过洞的一件青铜剑，出土时因被陶俑碎片压住而弯曲，当把陶俑碎片拿掉后，剑立刻反弹恢复平直。”从这句话来看，似乎是说该剑出土时因工作人员不小心被陶俑碎块压住了，有所弯曲，工作人员把陶俑碎片清楚掉，它恢复了平直。当然具体情况到底如何，需要当事人来加以说明。从冶金学的角度说，即使是含锡１８－２２％的青铜剑，有一定的弹性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弹性是非常有限的了。据我推测，当时那把秦剑应当只是略有弯曲，否则，这种充满δ相的青铜剑会立即折断。袁仲一先生的著作发表以后，一些说法更加离谱，有的说这把秦剑被压了两千多年，有的说它被压弯了４５度，之后恢复平直。这些说法不知出处何在？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性能只有靠弹性合金才能达到。锡青铜中适于作为弹性元件的有四种：Ｑｓｎ４－３、Ｑｓｎ６．５－０．１、Ｑｓｎ６．５－０．４、Ｑｓｎ７－０．２。它们作为弹性合金使用时，金相组织中都是单相α固溶体，不发生相变。只能靠冷变形和随后的低温退火得到强化。其它铜基弹性合金，古代没有，也就不用说了。要用一把含锡量如此之高的铸造青铜剑，来实现弹性合金才能实现的性能，可乎？

有的网友拿秦剑的长度说事，这又是个无知的表现。世界上最早的铜长剑出自希腊，时间为克里特的宫殿时代，长度达三英尺。制造技术不外乎上面说过的铸造＋锻打。之后这种技术向外传播，埃及新王国末年乱世中，埃及的安纳托利亚雇佣军也使用三角形长剑。很快的，整个欧洲都会制造青铜长剑了，前１０世纪，在丹麦居住的民族制造的长剑，跟希腊长剑外形非常类似，到了凯尔特人的时代，最初制造的是青铜长剑，前６世纪以后，变成铁长剑。总的来说，西方铜长剑的硬度因工艺不同取值范围很大，从ＨＶ１１０－２００均有可能。因为古代的锻打工艺和退火控制技术的限制，基本上无法达到ＨＶ２００以上。而韧性则十分优异。我见过作为明器的凯尔特青铜长剑的图片，出于宗教目的而被弄得弯弯曲曲，但并没有折断，剑刃也未见缺损。

如果硬要比较秦剑和其它文明的铜剑的话，可以说这个问题非常无聊，首先秦剑只要跟任何一种其它文明的剑用力相碰，都会立即折断。除非对手的硬度在ＨＶ１５０以下，它才可能同时对对方的剑刃造成较大的破坏，不过要砍断对方是不可能的。其次，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无聊的终极原因是：到前６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再没有铜剑可以跟秦剑一较高下了，而到了前３世纪末，也就是秦剑问世的年代，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秦剑就更加寂寞，就象后来的印加和阿兹特克锋利的铜兵器和燧石兵器一样寂寞。秦剑这种“一次性兵器”，只适用于刺击华夏国家穿皮甲的士兵，而华夏国家穿皮甲的士兵确实占到军队的绝大多数，从这个角度说，它仍是很合乎需求的。不要忘记人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给后世子孙从幻想自慰中得到满足的空间，而是为了对付眼前的敌人，仅此而已。

秦俑坑中还出土了钩。不过只有两把，而且两刃不利，不是实用兵器。其实即使它认真开了刃，这种只能用于钩和推的兵器效能也是非常有限的。

说起来秦剑，也包括其他秦兵器最出彩的不是其性能，而是它们都经过表面防锈处理，居然可以做到两千两百年不锈。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秦军如何“斩首”？如果用斧钺，倒好解释，问题是出土文物表明秦军中是很少斧钺的。那么最合理的估计是秦军士兵采取跟伊拉克抵抗武装一样的“割首”法，这样可以避免剑折断。

忘了说那个所谓的嬴政砍荆柯的问题了。我们知道秦剑的长度是８０－９４厘米，这样的长度，按战国时代的?M式佩剑法，要拔剑出鞘一点问题没有。有人认为是剑佩得太高，但根据我的试验，除非嬴政佩剑高得荒谬，否则依然拔得出来。那么就有几个可能：一是嬴政明显比黄谦矮，矮者手短，所以没法拔剑，但关于嬴政身高没有标准说法，所以只好存疑；二是嬴政所佩为铁剑，战国时期铁剑长度最大为１００厘米，如果佩得过高，拔不出来倒也可能，但黄谦亲身试验了更长的长剑，按战国法束在腰间，且佩得很高，结果虽然出鞘比较勉强，但依然可以拔得出来，更重要的是，秦的铁兵器非常少，仅有的一些铁剑还被认为是缴获自六国的战利品，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也可以看出，秦军几乎只装备铜剑；第三种解释我认为最有可能，就是司马迁用他那个时代的技术来套秦末期的技术。我们知道刘彻统治时期是中国铁兵器普及的转折点，那个时候出现了长得出奇的长剑，早期的环首刀也出现了，对于习惯于看到青铜剑刺击场面的中国人来说，长长的可以用来砍的刀剑，显然非常新奇，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无疑是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按照他书写历史的方法，完全可能把西汉环首刀砍杀的场面套用到荆柯刺秦王的场面中去，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在秦国，由于装备的主要是青铜剑，教嬴政剑术的老师自然会只教他刺击的方法，还必然告诉他要小心翼翼的用剑，以免折断。人在危急时候必然是本能的重复自己掌握的防身技能，绝不会无端端的自创新招，如果情形危急到嬴政必须胡乱挥舞长剑自卫的地步，处于如此惊慌之中的他也已经无法用窄、长、薄的青铜剑，实现砍断荆柯大腿的行为了，因为砍断人的大腿难度很高，即使用当时的铁剑，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嬴政也没法从容选择下刀点，摆好姿势斩杀（有这样充裕的时间就轮不到他去杀人了！）。春秋战国上的网友对这个场景有很有趣的讨论，等战国社区恢复之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至于“王负剑”到底怎么个负法，众说纷纭，我也没有兴趣去探讨这种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要澄清一下，秦剑不是复合剑，而是单体剑，一次铸成。复合剑只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南方流行过一段时间，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内韧外硬”，但仍有三个致命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即使是含锡量１０％的芯部，由于没有经过退火，含α＋δ相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二是芯部和刃部只是榫合，而非焊接，注意这点！因此严格来说复合剑的芯部和刃部仍是互不关联的两部分，结合的紧密程度完全不能跟后来的焊接花纹钢剑相比，出土的复合剑多有松动，有的刃部芯部甚至已经完全分开；三是刃部脆性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极易损坏。因此这种剑只是把“一次性武器”变成了“三次性武器”。在理想状况下，与敌兵器相碰时，第一击损坏了刃部，第二击调转另一面刃部，也损坏了，到第三击，刃部已经飞出去，只剩下芯部，说不定还可以顶住一击。。。所以最终它消失了。

秦长兵器和所谓“七米长矛”问题：

秦兵马俑坑和其他秦国遗迹中出土的长兵器，有矛、戈、戟、铍、殳、钺六种。其中戈仅一件，不用说它；钺也很少，不是主要兵器，不用说它；剩下的四种中，铍是长矛的一种，通俗的说就是用短剑作为头端的长兵器。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书上的“夷矛”，因为战国时的读音中“夷”跟“铍”读音近似，因此铍就是矛中长大的一种。它的使用方法跟矛没有区别；矛是古代普通的刺击长兵器；戟（中国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长兵器，通俗的说它是把戈和矛合为一体，可刺可凿，可推可拉，从战国到两汉，它是中国军队的主要长兵器；以上三种长兵器多出土于一号坑。而秦殳有三棱锥体，用于指挥部执勤，可能是为了防止有刃兵器误伤指挥部人员而配置的相对安全的长兵器，在一号、三号坑中均有出土。

这些兵器除一件铁矛外，全是铜兵器。对它的金相组织有不同的说法，袁仲一先生认为秦矛含锡１８．６０％、含铅０．７５％、王学理先生认为秦矛含铜６９．６２％、含锡３０．３８％，从上述数据看，似乎王学理先生没有分清楚铅和锡，不过这不大可能，也许两家所检测的实物不同。对于秦长兵器的机械性能没有明确的说法，袁仲一先生只是笼统的说其硬度超过一百度，这里的一百度是什么？布氏？洛氏？维氏？搞不清楚，从它的含锡量推断，秦矛硬度在ＨＶ１５０左右，而如果按王学理先生数据，则是恐怖的ＨＢ４３０。韧性方面，秦长兵器也跟秦剑一样的不足道。不过长兵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属于一次性兵器，所以问题倒也不显得很严重。

秦长兵器多采用木秘，少数采用积竹秘（秘就是柄），秦的积竹秘，以数根较粗的竹篾为芯，周围包上若干竹篾，然后用丝线捆扎，涂漆。这种秘比木秘较为坚韧，但不如楚国以木为芯的积竹秘。

可靠的秦长兵器长度数据开列如下（出自《论秦俑军队“长矛手”及其战术》，《文博》１９９４年第四期）

从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秦俑一号坑中的长兵器无论通长残长，都没有超过４米的。由于是大量出土，因此情况比较明确。对秦长兵器的长度，袁仲一、王学理两先生的著作中也有数据开列，情况基本相同，不再赘述。而二号坑中那支残长４３０厘米的兵器（？）情况不详，留到下面再说。

为什么已知秦长兵器没有超过四米的呢？说起来要涉及古代军队作战的战术问题。我们知道，长兵器部队作为古代军队的主要部分，是军队交战时攻击敌军和遭受敌军攻击的重点。不用说，长兵器长过敌人，就可以在敌人兵器伤害我方人员之前伤害敌人，对作战是非常有利的。然而长兵器并不是越长越好，因为同样的，长兵器越长，对使用者的体力和熟练程度要求就越高，同时长兵器阵型指挥起来就越困难，变换队形就越复杂。这样就必须求得一个“最优解”。通过长期实践，古代各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若干办法来充分发挥长兵器的威力：一是尽可能的减少军队中长兵器的种类，根据实践，矛成为长兵器之王。历史上成功使用长矛的军队，如腓力和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军，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长矛兵等，基本上全军使用同一种长矛，制造工艺和长度都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调度的困难，而且降低了某一支部队因故不能到位时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而设置其它长兵器，那么也应当只有一种，如著名的瑞士方阵，原本单纯使用戟，作战不利，为了抗拒骑兵冲击，改为以长矛为前锋，以戟为中坚；二，统一兵器长度，经过长期实践，基本上确定了三个长度：如果要左手持盾牌，则长兵器长度以３米为上限、如果双手持长兵器，那么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而定，如果对手是步兵，为了保证方阵灵活性，长度控制在４－５米之间，如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长矛长度为４．３米；如果对手是骑兵，那么显然步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比拼机动性的了，这时长兵器的长度可以长些，防止骑兵驰突，如瑞士长矛长度达到了６米。无论取哪种长度，全军的长兵器应尽可能的保持一致；三，长兵器过长，则阵型必然不灵活，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必须用灵活且擅长肉搏的士兵保护阵型的侧翼，这样的兵种有轻步兵和骑兵两种，骑兵的问题不大，而轻步兵为了保证灵活性，一般不用长兵器，不穿重甲，使用短兵器接敌。

也许关于古代战术的话说得太多了，但为了说明秦军长兵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不得不说得多些。下面讲秦国长兵器使用的问题。秦兵马俑的军阵排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加以说明），无论从哪种角度都不能说这是个合理的阵型。向着两侧和后方站立的弩兵、混杂在步兵中的战车、站在弩兵中显得非常唐突的长兵器手，这一切似乎说明秦兵马俑中显示的是一种检阅队形或者摆ｐｏｓｅ的队形。然而通过对秦俑坑及其它出土文物的观察我们还是不难发现，秦军（也包括其他华夏国家的军队）是一支还没有摆脱战车影响的步兵时代的军队。这支军队依然把战车视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骑兵还不具有近战格斗的能力，这样，对军队灵活性的要求必然很高，因为统帅必须时时刻刻考虑到笨重的战车如何使用，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的两翼竟然严重缺乏有效的防护！在其他国家，要么用骑兵，要么用轻步兵作为保护军队侧翼的兵种，而秦军的骑兵不具有格斗能力（原因是东方国家落后的马术和华夏国家青铜兵器质脆易折），它的步兵也完全没有合适的短兵器――用含锡量２１％的铜剑是完全无法进行肉搏的。这样一来，步兵阵型对机动性的要求必然极高，否则一旦出现敌人从两翼进攻的局面，军队就会立即崩溃。华夏国家之所以非常重视谋略，除了跟士兵的缺陷有关以外，也跟兵器的缺陷有关，因为缺乏善战的骑兵和坚韧的格斗兵器，造成阵型两翼缺乏防护，一旦遭到突击就九死一生。这样，设法突击敌人的侧翼就成了上上之选，谋略（简单点说是避开敌人正面打击其侧面及其它弱点的战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于是我们明白了秦军中不可能出现过长的长兵器的主要原因了，这样一支军队不可能在自己的阵型中设置一种非常笨重，指挥调度困难的长兵器，来使自己两翼薄弱的弱点显得更加严重。实际上这个问题《周礼?考工记?庐人》已经提到了：“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尽管古人没有系统的战术学，但攻击状态下的军队常常不得不暴露自己的两翼，这点却是知道的，为了保证军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长兵器不可过长――而秦军恰恰是处于进攻状态中的军队。另外不要忘记，马其顿人和中世纪后期欧洲长矛兵的体质和训练，都远超过战国后期强征的瘦弱的秦军士兵。他们使用长矛的能力无疑是超过秦军的。

让我们放宽眼界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据目前出土的实物，春秋战国到两汉都未有长兵器超过５米的例子，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根据实物，春秋战国时期矛的一般长度是165一220厘米之间，最长为297厘米；随着步兵时代和稍后的骑兵时代的到来，中国长兵器的长度不是更长了，而是缩短了，汉代步兵戟２．５米就已经嫌长；其次，根据中国古书《周礼?考工记?庐人》的建议：“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这条原则在古代是基本上被遵守的，也是正确的。是古人根据实践总结的经验。按战国时男子１．６６米的身高计算，身高的三倍就约合５米，正好与其它国家古代的实践保持一致。还有一个问题是穿皮甲的步兵，要持有盾牌才能提高其生存率。实例是出土的汉代壁画，汉军的步兵往往被描述为右手持长兵器，左手持盾，这样的兵器配置后来成为中国步兵的标准配置，当然长兵器就更不会长到哪里去了。后世的史书对兵器的描述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汉代矛长２米、骑兵时代的明枪长一般为３．７米、清朝的枪长４．４米左右。可见即使到了铁器时代／骑兵时代，对步兵的灵活性要求已经大大下降，中国矛也同样没有达到欧洲矛的长度。一个王朝的兵器不会脱离它的时代而存在，在秦之前之后，都没有如此夸张的矛存在，为什么秦朝就能偏偏脱离传统，脱离实践，搞一个这样出格的东东呢？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所谓的“７米长矛”的情况。这个东东最初出土于一号坑第１０过洞１号车前右侧。木杆遗迹长６．７米。后来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在后面双车编队中也有类似长杆，且所在区域中“正好”有多乘具金、鼓的指挥车和随车步兵。（以上均见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即使二号坑中那个长杆果真是长矛，它们在出土兵器中也是十分少有的，那么就不能不存在疑问：别的长度的长兵器都多有出土，为什么这种超长长矛就如此罕见，以至于除了秦俑坑以外就没有出土了，在秦俑坑中也只有那么区区几件呢？它们又为什么偏偏总是出现在战车的旁边呢？战车上的人拿着这样的长矛，是不是想掉下车来？随车步兵手持这样的长矛，是不是想积极的误伤车上战士？

合理的解释很简单：它们是旗帜，仅此而已。这是王学理先生的看法，我赞同。为了指挥军队的便利，旗帜高高矗立在军队上方是很正常的，而旗杆头端有矛头，也是可以理解的，凯撒就曾用旗帜的尖端刺死向他冲来的逃兵。另一个合理解释是：它们也许根本就不是一物！《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说:”39号秘，矛头己从秘端脱落，长250、径4厘米，后端残断。但和其前后衔接的又有一残秘，长345、径 4厘米，末端安有铜悼。此两件残秘是否原为一物，即长600多厘米的矛秘，尚难判定。”并附了原图，以备参考。上述解释无论哪一种，都比“长矛”说要可靠。因此，所谓“７米长矛”最多也只能算是个悬案，现阶段无法肯定，还要等更多文物出土才能确定其有无。

那么，为什么在类似文物没有更多出土，古籍也不支持此发现的情况下，有的作者，包括著名的《复活的军团》编剧在内，一定要坚持这是长矛，甚至根据这些仅此一见，还尚未肯定的证据，煞有其事的复制了一个所谓的“７米长矛方阵”呢？――其实即使那就是长矛，根据复原结果，它们也是随车步兵所持，根本成不了什么方阵！我看过有关书籍和论文，呵呵，发现一个“巧合”：作者都提到了马其顿那个“７米长矛”。根据我国近些年来的风向，我估计，这些作者先生是不服气欧洲人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长矛，所以要炮制一个新的“中国领先”出来。可惜啊，这些先生们看书还不如我这个业务员仔细，史书明明说得很清楚，亚历山大时代，也就是马其顿军队所向无敌的时代，他们的矛不过是４．３米（１４英尺）长。只有到了希腊化时代，安提柯王朝这种活宝，才把矛的长度加到了６－７米。这也符合《周礼》上所说“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的定律。而且这些使用超长兵器的活宝，除了被罗马军队残杀以外，还做出过其它伟业来么？

好的，就算这个东东，确实是长矛吧，就让我们又占据了一个世界第一吧。那么局面是怎么样的呢？恭喜大家，秦军拥有了一个全世界最复杂的阵型（即使不算这个“长矛”，秦军的阵型本来就已经够复杂的了），在这个阵型中，战车和步兵搞在了一起，六种长兵器彼此交错，２．８、３．５、７米的长矛，在战车后面摇摆。可以想见，统帅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阵型摆出来。而且这个阵型的两翼，空空如也。。。即使是希腊化国家，拥有坚固的盔甲、装备各种合意的短兵器、保持强有力的骑兵，它们也无法妥善的运用那个超长矛，而我们的青铜时代的秦军，居然也敢使用这种怪诞武器！

似乎东方国家总喜欢搞多种武器的配合。印度也是一个例子，可惜它在军事方面不过是个侏儒。而战国时代华夏国家之所以长兵器纷杂，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它们处在从战车时代向步兵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对多种武器进行试验是正常的。到了汉代，长兵器基本上固定为矛、戟两种。长度也维持在２－２．５米之间，这样，步兵可以持盾，骑兵挥舞兵器也相对灵活。从这个历史大势来看，秦人不会装备那样的超长矛。如果它装备了，那倒真成了笑料了。

关于长兵器还有一点要说。为什么华夏国家在西周到春秋如此喜欢戈，而到了战国如此喜欢戟呢？这跟一向使用矛的国际惯例不是矛盾的吗？原因倒也简单，戈以凿、钩、推为主要杀伤手段，回避了对兵器韧性要求较高的刺，而对穿皮甲的士兵又有较好的杀伤效果，所以能够在华夏国家流行。戟基本上是矛＋戈，它的流行，最初也是出于同样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