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拜山贴兼拜年贴：闲话日本汉学家之内藤湖南 -- 萧让

闲话日本汉学家之内藤湖南

文：萧让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可用泰山北斗来形容。谷川道雄把他比作日本的陈寅恪，他的唐宋变革论也常常用来和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相提并论，同样被人质疑不断却始终无法动摇其根基，更无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类似的理论框架取而代之。只是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主要针对南北朝隋唐时代，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不仅着眼于唐宋之交，更立足于此，论述到了中国千年之后的变化，视野似乎更为宏大。此外，陈氏的学说主要是针对史实进行梳理，为学术而学术，不受政治观点所左右，显得干净而纯粹。相比之下，内藤的学说实用主义色彩过于强烈，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很明显。尽管他曾抨击东京大学将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但他自己的主要历史观点，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依据。不过，大凡带有时代烙印的理论多会随着时事变迁而失去意义，比如当年的儒法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现在已不再被人提起。而内藤的学说却能超越时代，超越国界，为众多学者所继承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意见，影响有增无减，足以证明内藤的不凡之处，很难以“御用文人”等闲视之。

内藤湖南并非历史科班出身，一生最高学历也就是2年的师范专科生，却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首席讲座教授，开创一代学风，堪称奇迹。陈寅恪曾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并评论说三人之中，以内藤湖南的学养最为深厚。在中国声名赫赫的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对于这样一位汉学宗师级人物，了解其人其史，是很应该的事。

一、内藤湖南其人其史

内藤湖南于1866年生于秋田县，本名内藤虎次郎，字炳卿，自号湖南。关于他的名号，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曾经对一位湖南籍中国留学生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这说法听来很有趣^_^ 不过一般认为他这个名号是因为他出生于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的缘故。此说亦为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所证实。

内藤湖南的祖父、父亲都精通儒学。家学渊源，他很小就接触汉学，并能用汉文写作。童年时的家庭熏陶，是他的中国情结产生之始。小学读完之后，他念了两年的秋田师范学院，然后在家乡的小学任教。1887年，21岁的内藤湖南背着父母去东京寻找自己的远大前程，以时事评论起家，很快声誉鹊起，成为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结交了不少中日名人。1894年，29岁的内藤湖南正式加入日本销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朝日新闻》报，并担任主笔。这是日本新闻界作为记者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他任此职约有7年之久。1907年，41岁的内藤湖南受邀出任京都大学史学教授，专治东洋史，开创京都学派，门下弟子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可以说，内藤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史学教授，他都做得相当出色，堪称该行业的翘楚。

在他20年的记者生涯中，内藤是以时事评论家闻名于世的，与政治关系密切。他曾长期担任松方内阁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健三的秘书。事实上，松方内阁内阁的《内阁政纲》就是他协助高桥起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刚占领台湾时，向来关心时政的他从《朝日新闻》社辞职，专程赴台出任新创刊的《台湾日报》的主笔，并就如何统治台湾写了一系列文章。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应该将台湾人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实行“王道仁政”，以换取台人归心。一向给人以亲中之感的内藤湖南却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毫不客气地称台湾人就是一群“土人”（内藤原话如此），只有低等种族的趋利避害之心，没有形成国家观念。（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内藤很坦率地说，日本付出伤亡若干，耗费国库数以亿计，如果只是为了这群台湾土人的福祉，日本开疆拓土的意义何在？（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内藤认为，对于台湾人只需要实行全盘日化就可以了，要求他们学日语，风俗习惯完全日化，对于成绩优异的给与奖励，不出十年，必有效果。（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内藤的建议有不少被当局采纳，也确实收效明显。抗战结束后，日本撤离台湾，由国军接手。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本身人大杀外省人，但相约“会日语的不杀”，就是一例。当然，台湾“皇民化”的流毒尚不止此，这里不多谈了。

了解了这一背景，再看他大谈如何热爱中国文化，感觉总有些异样。但对于内藤湖南来说，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他所倾慕的古代中国，高贵、华丽、典雅，散落在灿若锦绣的六朝辞赋中，凝固在满纸烟云的书法绘画中。那是他用意象搭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和现实中衰败腐朽的晚清帝国并不相干。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国民信心爆棚，自然会看轻仍在列强威压下屈辱挣扎的中国。内藤也不例外。但他和当时贬斥中国文化、强调日本文化独立性的白鸟库吉等不同，他认为中日文化一体，日本文化脱胎于中国文化而生。他毕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正是为了寻找日本文化的本源。既然中日同文同源，内藤发自内心地觉得日本对于拯救衰亡中的中国文化负有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他骄傲地宣称：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它不在于中介西洋文明，传之于支那，使其在东洋弘广，也不在于保全支那的旧物，售之于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

这一信念（或者说执念？）是构筑起内藤精神世界的坚固基石。他的整个史学观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历史的追溯同为双翼，也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看，才能感觉出他的微言大义吧。事实上，在读内藤的作品时，你几乎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出他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种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骄傲自负、一心以为自己是东亚文明拯救者的傲慢心态，弥漫在他的每一行文字中。

因此，不必诧异为何内藤一方面盛赞中国文化，一方面大力鼓吹日本侵华有理。内藤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中华并不等同于中国。前者是永恒的文化，后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既然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内藤学说的两大支柱：一是文化中心转移论，二是唐宋变革论，都是和他的政治态度相辅相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谈一下他的中日文化同源论。

（二、中日文化同源论）

问候虎兄及各位河友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 最近刚有人写过内藤湖南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