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掌握细节的人总会赢——2011年新年随笔 -- 马前卒

掌握细节的人总会赢——2011年新年随笔

一九八一年生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每当有人问我年龄，我都含含糊糊的回答“奔三啦!”。奔三者，不到三十也。于是别人多半以为这是个二十五六，二十七八的小伙子，觉得尚算年轻。当然了，装嫩是装嫩，但我也没说谎，毕竟按周岁算，我才二十九么。即使是男人，潜意识里也总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

装嫩是个早晚会输掉的游戏，从昨天起，从几十个小时之前起，我就是坐三望四，略有资格倚老卖老的中年人了。于是立刻披挂上岗，对着年轻人摇头：

“有点年轻啊……不过年轻真好”。

这句话的的由头是一个知名的左翼青年来访，谈到这几天参与唱红歌、纪念毛主席、反对美帝和自由派奸党，召集一群左派青年声讨资产阶级文化，说的慷慨激昂，意犹未尽，邀我同去。

我平静地表示：

“偶尔为之无可无不可，拿这个当营生，就太幼稚了”

左翼青年的热情被泼了冷水，立刻翻脸：

“你以为你有多高明？人家不拿工资志愿作这个事，你不支持还说风凉话？”

我赶快道歉：

“真不好意思，其实俺也没那么狂，不会过了一个晚上就以为俺有多么沧桑，俺怎么敢笑你们——俺笑的是10年前的自己啊”

没错，我10年前也这样，或者说，我们10年前都这样。

这里说的“我们”，说的是2000年前后的左翼青年。那时的左派青年，基本上是20出头，在世纪之交前后来到大城市读书工作，逐渐通过网络这个载体聚集在一起，谈论政治。那年头网络刚刚开始冒头，资料不像现在这么多，大家还不是被网上的汹涌民情培养出政治情绪的，大家的政治情绪来自自己的少年回忆，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90年代。

和80年代的繁荣相比，90年代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可不是个好年头，剧烈的通胀、通缩，开始逐渐泛滥的毒品、妓女、黑社会。工人、教师甚至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十几个省都各有上百万的的工人下岗，全国几千万城市居民因为医保断顿而跟着李大师练功治病。省会城市的过街地道里，失业工人拿着螺丝刀抢劫，一次只抢5块钱。大家读小学的时候只交学杂费，读中学的时候发现重点学校有一半人要出上千块钱，读大学的时候要每年交几千块的学费。回到老家，县城的街道上看到自己的女同学在卖淫，男同学在给负责拆迁的黑社会当打手，县政府旁边的饭店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批判社会的情绪是不用人教的。

农村也不见得更好，农资年年涨，水利逐渐废弃，卫生所甚至卫生院纷纷撤回县城。地方税收被大部分拿走，只好在提留统筹上动脑筋。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一亩打五六百斤麦子，提留统筹要收走200多斤。眼看剩下的不够吃喝，不够子女上学。好多地方的乡政府因此被烧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国家也是一路认怂。轮船会被人在海上截住，台湾的空军居然比大陆还强，李登辉靠着美国洋洋得意，毫不在意解放军拼了老命的军演。到了最后，连大使馆都会被人轰了。这种事情把民族主义情绪也挑动的总想出头。和80年代末大家心向自由主义不同，大家都看到了苏联解体的惨状，都看到了价格闯关的结果，看到了朱镕基这个经济改革先锋的成就。虽然学生们批判社会，但宁可从左边批判，也要对自由主义敬而远之。这就是当时小资和学生们左倾的社会基础。2000年开始巡演的《切格瓦拉》，不过是对这种情绪略加提升罢了。

我们是批判的一代，所以只要不满政府且不是自由派的人，都可以结合。文革造反派 民族主义、下台老干部、新农村建设派、托派…………在政府无力安抚的情况下，大家站到了一起。基本活动如下：纪念毛主席，茶话会，读书小组，革命文艺，听老干部说套话，浅尝辄止的社会调查，去南街村学社会主义等等。一旦大家聚集起来，发言基本是抱怨政府，抱怨社会，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之类。那时没人唱红歌，但聚到一起K下歌还是有的。不管怎么说，这让学生们知道，成年人的生活不止是赚钱养家，嫖妓赌博，还有政治，还有一点超脱于世俗社会，试图改变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这些活动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到了05年左右，虽然民族产业已经开始从谷底爬起，但后知后觉的社会力量又开始加了一项话题——保护核心产业，提升民族产业结构。之后，除了反转基因、反宪章这种小修改，新增的话题不多。

10年后的今天，左翼青年兴致勃勃来给我的讲的革命生活，基本流程还是如此。好多话不等他说完，我就能说，XX也在XX活动吧，YY又第一个发言吧，ZZ年纪大了，还那么冲动么？ 这次散会有没有聚一下？谁结帐？是不是某某？得到的答案基本上不出我所料。10年过去了，基本上，左翼圈里的成年人还是那些。某些中年人变成了老人，某些老人不能来了。 但是，当年座上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变成30多岁的中年人，还是有不少20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继续一脸崇拜地听演讲，一脸激动地唱红歌。

年龄断层的原因很简单，到门槛了。几十年前有句话说的好。30岁之前不当左派没良心30岁之后当左派没脑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多岁的时候，刚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觉得很恐怖，本着基本的良心决定改造社会。到了30岁，社会阅历深了，觉得单纯的反对没用，必须有可执行的替代方案才行，但很明显，大部分左翼运动没有提供这种东西。所以，等到听抱怨听到厌烦，听口号听到羞愧，等到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加班赚钱，送孩子读幼儿园了，自然也就会慢慢淡出左派圈子。这样的人往往还会在bbs上对左翼思潮表示支持，但行动也仅限于此。换了几次手机号，搬了几次家，往往原来的左翼小组也自然就解散了。只有2000年前后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这10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看不惯，越来越有空闲，才一直保持在这个运动里。总的来说，这个活动圈子和苏联久加诺夫的支持者一样，年轻人一轮又一轮的加入，不断有20岁左右的新人，也不断有30岁左右的人淡出，比例比较稳定。唯有老年人是坚定的参与者，但总数不断下降。

我这么说，估计好多左翼青年很不忿，也有不少我当年的朋友很不忿。他们会说，你马前卒瞎扯，谁说毛派没有提出可行方案？谁说共产主义者我们没想法？难道文革经验不是方案？巴黎公社经验不是经验？马列主义不是指导？对于这种批判，我得先说一句，眼下唱红歌的20多岁年轻人中，大部分人没有真的读过马列，大部分人停留在毛选+共产党宣言+乌有之乡的宣传文章层次。我这话不是乱说，最起码我知道七八个网上知名的左派id没读过资本论，当然了，一般的回答是“还没来得及”。我很感谢他们的坦率回答，但我也必须得说，每天在网上号召别人革命的人，最好还是要有点思想基础才行的。

现在的左翼运动，和10年前没有本质的变化，一个庞杂的运动，大部分人是因为反对社会的阴暗面加入，少数人为了政治投机而参与，还有一些人需要寻找政治归属感，需要听众，所以一直不离开。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比如说因为大学扩招，年轻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没有增加到质变的地步。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民族主义色彩上升，2000年前后的左翼，虽然也和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但至少很清楚阶级斗争是自己的思想基础，把社会革命放在中国崛起这个目标的前面。所以杨帆、左大培这样的民族主义经济吹鼓手屡屡声明“我不是左派！”。唯恐别人说他们要搞社会革命。现在呢？倒是要讲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者不断声明，“我不是左派”，因为左派意味着为中国的帝国之路欢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个“左派”圈子是越来越右了，甚至要比自由派靠右的多。

另一种对我以上厥词不忿的人，应该是一批同样对这个左派圈子有不满的同志。他们很不满大批左派连马列原著都没读过的现状，很不满民族主义称为“左派”精神支柱的现状。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转而读经救国，只是这次读经，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马恩列斯毛全集。既然有他们在，我如何能说没有人去给出一个可操作方案呢？

毫无疑问，我很支持读马列，很支持年轻人读这些大部头。虽然我不赞成反复读，皓首穷经，但如果你试图戴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对着大一新生喷吐沫大谈革命精神，总要去读读这些曾经指导千百万人翻天覆地的东西。光翻翻摘要，读别人的介绍文字，或许也可以，但总归少了一个和马克思的直接交流。我只是说，万万不可以为靠读经能读出个未来，靠读马列能够对整个社会应付裕如。如果你已经是真正的成年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实际负责过具体的项目，就应该知道，原则性指导和具体的项目操作到底有多远。马列原著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但那不是现代革命者的操作手册。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牛顿力学和牛顿的数学工具是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不是科学）。基本上，除了少数天文、测量、电子行业，基本上大部分工程科目，都是在牛顿时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呢，推导过程暂且不论，微积分和牛三定律，引力定律，液体摩擦定律，折射定律，这些基本上是中学就该学到，最迟到大一就该烂熟的东西。为啥不是人人都能当工程师呢？ 因为世界太复杂，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所谓理论指导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以至于我们必须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学专业课，把这些在特定情况下推演出来的公式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现在，马列原著就算是牛顿力学在工程中的地位，也不能指望大家能端着本原著去改造世界。

当然了，不管咋说，读经救国还是高于左派大杂烩。因为大部分“左翼青年”甚至不去考虑什么基本原则，根本是从“常识”出发讨论问题。我刚刚就听到过一句总结陈述：“我当左派，是因为我想当个好人”

“当个好人” 啥是好人？ 怎么算“好？”这话问的貌似很愚蠢。啥是好人你都不知道，雷锋是好人，焦裕禄是好人，你这都看不出来，你有常识没？我承认大部分人按照常识来分辨谁是好人，不过，啥是常识呢？常识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动物，在日常的生活圈子里建立的本能判断。比如说，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助人为乐的是好人，铁比棉花重……等等。但是，常识不是科学，是建立在日常生活里的经验，一旦超出这个经验范围，是否适用就要重新考量了。比如说，挖一个一尺深的坑很容易，抡起锄头铁锹就行，挖一米深，也不过是多费点力气。但如果你想挖个10米的坑，就不能随便挖了，人多也不行。因为10米的坑，边坡一般会出问题，必须事先有勘探，施工中有支护，施工完了设置挡土墙，否则连人带工具一起埋到土里，救都没法救。这就是说，常识不能随便放大。又比如，走路人人会走，但几万人一起走路，比如说参加什么大型游园活动，就必须在活动举行前就考虑到人流疏散问题。否则万一前面挤住了，后面的人不知道还往前涌，踩踏死人不是好玩的。常识说铁不会燃烧，木头不耐火，这来自我们平日点灯做饭的小火苗留下的经验。但是，在建筑防火的角度来说，钢铁热容量小，被火苗一扫，没等燃烧就升温失稳了，很容易垮掉。世贸中心就是这么栽的。木头呢，热容量大，而且被点燃了也是逐层剥落，反而比钢铁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大家看纪录片，也经常看到许多燃烧的木梁还坚持在火场上方。这说明，在特定的燃烧规模和温度下，木结构反而比钢铁结构更抗火。在这个问题上，常识一旦放大到一定层面，反而成了谬误。

类似的，社会是几千几万人构成的，不能随便地拿“常识”来套。比如说在三五个人的家庭内部，搞公有制很简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可，遇到需求用冲突的时候，互谅互让，总能过去。但类似的经验推广到整个社会就不行。成千上万人，且不说物资不足的时候能否互谅互让，就算大家有这个想法，也必须有一套制度能做到信息充分交流，否则“谅”和“让”都找不到需要物资的对象。好多左派想着公有制一用就灵，果真如此，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复辟？一个制度连维护自己的机制都产生不了？总而言之，设计社会必须是以科学为基础，然后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细节，一步步来。“当好人”也是如此。不掌握科学，不掌握社会的细节，很容易被掌握这些东西的“专家”“领导”忽悠，直接把事实拧过来你也不知道，还觉得人家说的符合常识。

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批判别人。也该说点建设性的话了。

还是从那句当好人说起。其实呢，我一点不鄙视这句话。这句话是普通人搞共产主义的基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要是你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好人干的事情，又何必加入这个运动？甚至从历史上说，共产主义也是这么产生的。马克思之前就有空想共产主义，就是想当好人，过好日子，用善良去改变世界。这个想法本身没什么错，只是，在一个大工业时代，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小社区关起门过好日子的说法，你关门种地，人家可是开着坦克要来打你。更何况工业时代，一个小社区自己玩不成工业化，要想不过穷日子就得加入这个大体系。所以马克思一定要搞“科学共产主义”，核心就是不指望好人的美好愿望来构造理想社会，而是用阶级斗争来促进社会进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者抛弃“常识”，捡起科学的过程。我们要科学地“当好人”。

“当好人”，三个字 其实可以分解成2部分。1“当” 2 “好人”。 先定义后者，才能去执行前者。

啥是好人？这个问法听起来太土了，我们换个时髦说法，啥是普世价值？左派听到普世价值这几个字一定很警惕，这不是自由主义玩的东西么？但人家玩的东西，不等于我们不可以玩。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评判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人好不好，不能自己说了算，必须大伙都说好，才是好人。所以说，必须有普世价值，否则你连当好人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没有标准，何来好？现在美国人提普世价值，你可以反对，反对可以从2个方面说，一是说，按你美国的标准，你自己也不普世，二是说，你的标准本来就不好，不完整。这样才能否定人家的普世价值。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说你没有普世价值——你没有价值，谈什么评价？你的价值不普世，凭啥拿来评判美国人？美国的普世价值虽然是假的，大忽悠，但假的比没得好，你要是说不要普世价值，那人家就算再差，是0.01，也比你0要强无数倍。你把敌人的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也就是个0么，0比0，打平，求个不败。要赢美国的话，只能是我们也去搞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从哪来的？ 有人说，可以从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道德里推出来。说这话的兄弟，我麻烦他给我请一位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先。几年前，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谁是无产阶级，谁是人民”。我当即指着火车站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说，这就是，你没别的选择。当时广场上有出门的打工族，有票贩子，有小偷，有为了一个塑料瓶子厮打的拾荒者，有警察，有学生……他们的想法千变万化，互相冲突，但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适合新社会的价值观来。人不一定总作道德的事，但作恶的人只要伪善，就已经说明承认了道德。这个价值观有原始社会的生物基础，有农业社会的文化基因，有工业社会的冲击，甚至现在和100年前都有很大去区别。所以，要提出一个好坏的标准非常不容易，要经历庞大的社会调查和辛苦的分析。不是一句简单的当好人就可以解决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的自由发展，但自由必须有边界，有个框框，普世价值就是这个框框。

普世价值的核心，不在于要什么，而在于各种分项价值之间的交换。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类对什么是正面价值异议不是很大，比如说平等、富裕、社会福利、安全。大家都认同这些东西很好，越多越好。问题是，如果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我们怎么权衡各种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打个极端比方，假如有一天人类决定集体出资搞小行星防御工程。那么，该拿出多大的投资呢？每年一万亿？每年十万亿？这涉及到你如何为生命和文明定价的问题。假如你说，文明无价！那么，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即便是每年百万分之一，乘以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所以，全部剩余物资都应该拿来搞行星防御系统，为此大伙住窝棚、吃粗粮在所不惜。什么音乐厅、体育场，好莱坞，都成了不必要的东西。这种世界，仔细想想，不如让小行星撞了好。

问题出来哪里？其实呢，文明本身就需要剩余物资和有闲阶级来支撑的，你把所有剩余物资都抽走了，文明本身的价值也会下跌。之所以物资被抽走，是因为你把“文明存在”这个价值定义到了无限大。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表现。理性的表现是，文明的安全很有价值，可以定很高的价值，但不能是无限大这种没法量化的东西。说“无价”很简单，定一个实在价则很难，这就是科学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不如煽情容易。但不讨人喜欢的科学很有用，你定出这个价格，才能拿去和其他的价值观作比较。

这个问题，说起来貌似有点大而无当。我们可以回到个人角度考虑一个问题。在大街上你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他，你的命卖多少钱？他的反应肯定是你疯了，多少钱也不卖。但实际上呢，命是有价的，可以在社会统计数据里面计算出来。比如说，工作A是矿工，工作B是库房搬运工，两者劳动强度差不多，工作时间也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依然有差别，比较危险的工作收入要高一些。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为生命危险而付出的价格。两者收入之差别除以死亡率之差，就是普通人在社会中实际选择的生命价格。当然，实际计算起来远没这么简单。因为一个人选择工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也很难找到两个工作环境一样，只是安全程度有差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职业，用统计数字来压倒随机性，或者把其他的因素也作为参数纳入计算。总归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的问题。又比如，我们说，孩子的未来无价，也说亲情无价。那么当老人需要一大笔钱治病的时候，我们会拿出多少积蓄去寻求好的医疗环境？留下多少积蓄给孩子作教育投资？这些问题的权衡，在各个家庭不同，但从整个社会来说，都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

之所以要衡量这些数据，要用冷冰冰的数字去衡量温暖的感情，去构成神圣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要用来指导社会投资的。分洪区的建设，就是这个社会在衡量各个地区的生命、财产之间的比率；房屋抗震标准，既不能高到谁也盖不起房子，也不能低到3级地震就垮，必须有个标准来指导。一个人，一家人，可以凭着感觉定这些事情，但一个社会要投资，要改变社会结构，要设计一种新社会，不能说跟着感觉走，必须拿着数据去下决定。革命也好，改造社会也罢，都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量化，你怎么说服别人你作的对？怎么“作好人？”

这种思考方式，看似冷酷，其实是对价值观最好的描述。只有价值观明确，你才能说你要建设的社会是“好”的。才能论证你那个目标社会，比如说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一味的煽情，一味的说“XX无价”。啥都无价，咋作评判？咋作决策？。经常看到有人讨论“公平和效率”这种问题，动不动学大专辩论会，引经据典地吵上几十页。我看到这种讨论一般直接跳过。古代有云，三纸无驴，我跳过这种东西，主要是三页看不到一个数据（页码除外，）看不到一个对统计数据的引用，看不到一条曲线。形而上学的东西，咋吵都有道理。但没有一本本的年鉴支撑，没有庞大的社会调查和对社会的深入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另一个搞共产主义的大国，苏联，号称在五年计划和20年长期计划之上，还有一个更长期的伦理——科学可能性规划，用来指导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但很显然，苏联一直没弄好这个东西，否则也不会解体了。美国人搞普世价值，弄的虽然不好，但含糊的地方还有宗教填空，对付一下。现在共产主义者咋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呢？等着这东西天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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