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唱和萨苏兄的新近作品，共计十一篇 -- 春秋的老胡

萨苏兄《被八路军活捉的日军大队长》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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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写出一篇唱和之作，还有部分段落和萨兄的文章一起刊登于《中国国防报》，反复核对史料，补充若干日军俘虏的记录，写成升级版：

萨苏兄在《被八路军活捉的日军大队长》认为日军大队长“活捉一个还是很罕见的事情”。究竟这是有多么罕见的事情呢？笔者遍览手头中方和日方史料，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1945年8月12日八路军俘虏了日军一个大队长，1945年8月15日前不是“很罕见的事情”，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他是1945年8月15日之前，中国军队唯一俘获的日军大队长。

《横扫日伪军的最后一战——回忆山东战场的大反攻》（载《八路军回忆史料（3）》，作者是山东抗战的四名领导：黎玉、林浩、景晓村、李耀文）这一篇文章中，回忆收复烟台战斗（烟台市是胶东军区所组成的山东军区第三路前线部队收复的，林浩时任该部政治委员，这一段应是他的回忆）的部分，有这样的一段话：

“那时，盘踞烟台的日伪军共有5000余人。日军士兵闻投降消息，曾在街头手舞足蹈，狂呼：‘死的没有啦，回国的有啦!’16日，烟台日酋柴山(大队长)乘坐的飞机坠落于文登城西，同机的炮艇队长摔死，柴山为我军民活捉。”

柴山担任大队长的独立步兵警备第六十五大队驻扎烟台，称呼柴山为“烟台日酋”是准确的。柴山回忆其是在牟平被俘，牟平位置也确实是在“文登城西”。但是，“16日”俘获柴山的记录，和柴山的回忆的“12日”不符。8月15日有日本投降的重大消息，若是柴山16日才启程到威海开会，此前还在日军军中，其回忆录不会不提到这一事件的，据此判断柴山确实是12日被俘的。考虑到山东我军此时正全力准备大反攻；柴山被俘的位置又在八路军前线部队的后方；且俘获柴山后需进行审问，应是过了几天后，于16日把柴山被俘的情况报告给的山东军区第三路前线部队的指挥部的。

中方和日方史料的记载，互相成为印证。

这随之就引出一个问题：八年抗战之中，中国军队究竟俘虏了多少日军？其中又俘虏了多少日军大队长、中队长（从没有俘虏到日军的联队长）？这在抗战史研究中是近乎空白的地带。

中国军队俘虏过的日军大队长，连这个柴山茂，有名有姓一共3个，都是敌后战场抓住的。另2个大队长是——

1945年12月26日，新四军在与江苏高邮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步兵第626大队大队长岩崎学（这次战斗共俘获891名日军）。

1945年12月31日，八路军在与山东禹城拒降日军的作战中，俘虏日军47师团步兵131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山谷悦二郎（这次战斗共俘获613名日军）。

柴山茂是“抢在”1945年8月15日前三天给八路军俘虏，而另2个大队长，则都是8月15日之后继续与拒降的日军进行作战的战果了。

另有这样的记载，1940年10月29日山西平遥回回堡战斗，八路军俘虏日军“大队副”山田和治（见《《八路军总部大事纪略（转战华北期间）》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俘虏日军“副大队长”山西绥清（见《百团大战总结战绩》）。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抓到的日本俘虏其实并不少。

截止到1945年10月11日，敌后战场我军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投诚）。八年抗战中，多个敌后我军部队的战役战斗战报、年度战报中都常常发布精确到个位的日军俘虏人数（而不是“日伪军”笼统混在一起）。

甚至有敌后战场每一个年度俘虏日军具体情况的资料（出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865页）：

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虏124人；

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虏1771人；

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

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

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

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虏773人；

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虏2156人。

而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没有见到国民党方面任何的年度统计，也没有一共俘虏了多少日军的统计。各种战报实际上也鲜见俘虏日军的记载——这与正面战场多为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战，且不注重用“攻心战”瓦解日军有关。在取得辉煌战绩的作战中，根据国军战报，俘获日军较多的战役有：

台儿庄大捷，俘虏719名日军；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139名日军；滇缅之战中，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在抗战中这俘获的数以千计的日军俘虏之中，如前述，俘虏的大队长只有3名。那么，抓到的中队长有多少呢？

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中队长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之中俘虏的日军独立山炮第2联队第5中队中队长松野荣吉（作为一个不小的战绩，在战报之中专门提到了“松野荣吉”的名字和部队具体番号）；湘西会战之中俘获日军中队长胜武雄雅，也是在战报之中专门提到姓名。从目前的资料推断，松野荣吉和胜武雄雅应是正面战场八年仅有的2名有明确姓名记录的日军被俘中队长。

在敌后战场的史料中，俘虏日军中队长的记录有若干，虽是大多记录较为笼统，如“俘日军中队长1名”、或是姓名不完整，如“俘日军中队长小村”等。有完整姓名可查的，笔者目前发现有四名：

1939年5月27日，山东临邑县盘河伏击战，我军俘获日军中队长小野清夫。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我军俘获日军中队长田木石野。

1942年6月24日（一说为6月9日），河北任邱县打击日军“剔抉队”的边家铺战斗，我军俘获日军中队长伊豆文雄。

1943年9月14日，著名的白洋淀“雁翎队”伏击日军武装汽船，我军俘获日军中队长十加三郎。

综上，即使考虑到被俘的日军中队长隐瞒身份或是资料脱漏的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八年抗战中，俘虏日军中队长是不折不扣“很罕见的事情”。俘虏日军大队长、中队长如此之少，这不能不说是日军大队、中队的军官多为狂热的“武士道”信徒，战斗意志顽强的结果。

日军军官心中的“武士道”，也会一直延续到他们当俘虏的时候。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岐阜飞行集团”参谋山田信次（飞机事故迫降，摔昏后被俘），组织一批日军的俘虏“每晨举行皇宫遥拜式，节日唱国歌，挂太阳旗”。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曾说：“像你们这样傲慢的俘虏，恐怕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没有。”

在抗战胜利后，遣送日军俘虏归国前，邹任之，这个国军的少将军官，竟跟山田信次等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山田信次等顽固不化的“武士道”信徒，实际上只是真正的日本鬼子而已。

说到这，就得说一说上文中曾提到的伊豆文雄。这个同样是“武士道”信徒的日军中队长，他被八路军俘虏后的经历是这样的：

边家铺战斗歼灭一支“剔抉队”，又俘获一名中队长，成为了1942年冀中反扫荡辉煌的战绩之一。《晋察冀画报》随后发表了反映这次战斗新闻照片《追歼狼狈溃逃敌军》、《俘虏日寇中队长伊豆文雄》。伊豆文雄被俘时，正率领“伊豆剔抉队”深入根据地。这样的“剔抉队”，是从日军多个部队抽调“经验较丰富、经过多次战阵”的日军老兵组成的。而可以带领“剔抉队”作战，伊豆文雄无疑是最狂热的“武士道”信徒之一。他其实也是战斗中受伤倒地，才被八路军给抓住的。就是在被八路军俘虏后，顽固的伊豆文雄竟还曾咬了审讯人员一口。然而，当伊豆文雄被送到延安后，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伊豆文雄后来回忆说，在延安集聚着中华民族的精华，那里使他从武士道的精神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觉醒了的伊豆文雄也成为了一名“日本八路”，其后在中国工作14年（30岁被俘，一直在华工作到44岁）才返回了日本。

可以说，伊豆文雄被俘后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敌后战场为什么可以在艰苦条件下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样的胜利，从俘虏了几千日军的战绩可以看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日军俘虏成为了“日本八路”，和中国军民一起抗击侵略、迎接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