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流氓学会了武术 -- 吴刚看你跳舞

看到他爸是李刚的李启铭被以交通肇事罪轻判六年，觉得现在咱们国家的整个政府系统开始以现代化的公关手段和专业敬业的形象来耍流氓了。

拿李启铭案来说，从我的常识来说，这肯定是判轻了，即便李家已经赔付了近50万的抚慰金，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说，还是太轻了。我们身处的是这样一个法律系统：在出错的取款机前你可以取出个无期徒刑，反抗官员强奸你会被过失杀人来起诉，捡了个运金箱子的清洁工会被判无期，偷逃过路费还是个无期，更不要提那些进了精神病院，或者断在载重车的车轮底下的上访者，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系统保护之下保证没有人身安全。

而李启铭比起那些可怜的无权力者，它可以享受的：第一，绝对幸运加成----不可能有匪夷所思的无赖恶判落在他身上；第二，系统会精确地解读法条，榨干脑汁发挥想象力，让一切有利于李刚的模糊地带都成为减刑理由；第三，最重要的，系统以自己的尊严为这一判决背书，所有的异议都被转化为对系统的挑战，异议者就算不被即时压制，心里也得掂量掂量吧。

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南方系的傻B记者，可还有点儿良心，我怎么来说这事儿？我当然可以发篇报道、写个专栏，讲一些常识，讲一些和其他案例的对比，可当法院的那帮孙子穿上法官袍，拿出法条来一字一句地解读，来证明他们是“依法”判案时（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我还能说什么？常识在白纸黑字的法条面前，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可你要让我去钻研法条，成为专家，大哥，这太强人所难了。再说了，真是用白纸黑字去挑战白纸黑字，较真儿抠字词，这样的报道好看吗？能吸引眼球吗？不能吸引眼球，我这个记者是干什么吃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遇到一个尴尬：他们没有权力--没有执行权，偶尔有话语权。所以当很明白的道理在自己一边时，他们习惯了一面呼唤公义，一面呼唤言论自由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这已经成为固定的套路。

可是现今，这些“分子”面对的却是两个尴尬：第一个还是没有权力，第二个更可怕，就是没有“知识”。在一切崇尚“职业”、“专业”的年代，不管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多么学识广博，多么有探索钻研精神，他都几乎不可能拥有权力者那样的专业信息资源和媒体公信力。过去我们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把他们头衔上的“知识”拿掉，变成“自由主义分子”，以便更好地与“一小撮”相配合。

而这样的“分子”，但他们开始质疑政府的判决，挑战系统的权威时，他们会期待政府官员以一种粗暴、野蛮、无赖、犯众怒的形象出现，就像在邓玉娇案中那样，官员的恶质形象，可以自证是非，引导舆论的走向，引爆大众的愤怒。可当受过良好训练的权力者用亲和的态度、专业的精神站在你面前开始耍流氓时，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那几个我很欣赏的的网民去为钱云会讨公道时，温州政府是很开放的，很欢迎的，来啦，这边请，随便看，随便问，交通肇事取证懂不懂？不懂？没关系，我们教你，这样这样这样，刑事鉴证懂不懂？不懂？更没关系了，我们教你，这样这样这样。

最后，这几个“分子”完全被引入了官员的语境中，没有对钱云会的上访做任何查访，就呆呆傻傻地回来为交通事故背书了。而且，出于自尊，成为舆论群中维护“交通事故论”的最激烈的几个。

所以说啊，当流氓会了武术，就能轻轻松松打得你找不着妈。

• 现在自由知识分子们想要监督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