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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4) -- 森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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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注释[3]:隋唐襄阳地区争夺情况及李瑗职位考证

襄阳地区,隋末唐初叫做襄州、邓州一带,在图4-1里,被俺标成一块深红色的补丁。在上一节的地图里,这片地区看得更清楚些,标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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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绿色地区守卫着洛阳大城的正南方。所以很早就把洛阳政权列为假想敌、力求对其形成包围圈的李渊同志,也是比较重视这个襄、邓之地的,在建立李唐政权不久,就先后派人过来“招抚”这一片。

当时这个地区有几股势力,首先是隋朝留在这里的官吏们,张镇周等人,本来就是“体制内”人物,这时也就比较顺利地投靠了关陇集团的新任老大。其次是当地的流民武装,代表性人物是很黄很暴力的食人魔硃粲。

史书上对这老哥形容得极为不堪,不排除有故意抹黑的成份在内。不过按通鉴云:

硃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攻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又税诸城堡细弱以供军食,诸城堡相帅叛之。

则硃粲这支食人大军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上几节里俺说过的,流民武装只破坏、不生产,“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的一种极端表现。落到史书上,则是一种带有猎奇性质的八卦,比较能吸引抱着“看热闹”心态来读史的一般读者,客观上,其实倒会冲淡这一阶段主流政经史实的关注度。

那么这一阶段的主流政经史实应该是啥呢?——是各方政权对这块地区的反复争夺拉锯。

早在老李还没登基、刚下长安的时候,他派下来南进的李孝恭,就跟硃粲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大的冲突,而且打赢了。不过从事后看,这一次并没伤到硃粲的元气,李孝恭继续南下以后,他还在这一带四处游击。

接替李孝恭过来的李唐将领是他堂兄弟李瑗,不过李瑗这时候基本在靠西的地方跟山民们死掐,没和硃粲开战。

下一个跟硃粲交手的李唐将领是“招慰使马元规”,约在老李登基后的武德元年,战果是先胜后败,被硃粲所杀。

然后李唐的“太常卿郑元璹”带了一万步骑下来,继续打,在武德二年十二月十一打了一次胜仗(依然不是歼灭战)。这时候国内局势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王世充战胜了李密,不过仍然忙于洛阳政权的内斗;二是李世民歼灭薛秦政权,稳定了李唐的后院。

襄、邓这边,也出了事。硃粲吃人肉养军队的搞法太过残暴,群众纷纷起来反抗,一个叫杨士林的土豪带领邓州东边的显州向李唐(当地最高长官、在金州的李瑗)投诚。于是李渊在这边设了一个叫“显州道行台”的战区机构,似乎应该是让杨士林统领。

在这种局势下,硃粲老哥经考虑,也举襄邓投唐。虽然他名声极坏、之前又杀了李唐不少将领,李渊仍欣然接纳,居然封他为亲王(国王),“诏以粲为楚王,听自置官属,以便宜从事”。这一方面说明硃粲手里的实力仍然不少、之前几次交战并没给他造成太大损失,另一方面也说明李唐实在抽不出更多人力来这边经营,只能寄希望于提高这个食人魔的忠诚度。

硃粲的“大唐楚王”头衔顶了没有几个月。武德二年三、四月间,李唐起事的山西老家出现了不稳定迹象,突厥系统的刘武周等人跟李元吉在太原一线掐起来,而洛阳政权则内斗结束,王世充基本上位,于是硃粲又烹吃了李唐的使者,举地投奔王世充,被封为“龙骧大将军”。

这样王世充在武德二年拿到了襄邓地区,形势逆转。按通鉴时间,武德三年四月,在杨士林举显州投唐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之后,李渊突然又加封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尚书令”,则之前杨某大概是顶着比“行台尚书令”低一级的“左/右仆射”官职在干活——这也是武德年间的惯例,各地行台的最高指挥官,如果不是李渊亲生儿子的话,一般都得不到“尚书令”这么高的职位——李渊此刻给杨士林升官,显然是希望籍此提升他的忠诚度,继续效忠于李唐在山南地区坚守。

但是李老狐狸的布局还不止于此,给杨士林一个外姓人加高官,他要搞事怎么办呢?于是仅隔一天,李渊又加封自己儿子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俺在上一节注释里有考证,大体是位于山南地区的背后,虽然李二肯定无法过去镇守那里,但给他名义上加封,对杨士林(甚至包括李瑗李孝恭)等人也有一定的心理震慑作用吧。

杨士林四月升官为尚书令,六月,他被手下田瓒杀死,田某叛唐投奔王世充,被授职为显州总管,襄、邓全落入洛阳政权之手。李唐加封给硃粲的“楚王”,加授给杨士林的“显州道行台尚书令”,这些机构和官职自然全部失效。

要问李唐内部谁应该对这个失地事件负责呢,上面史料提到过,显州向李唐投诚是跟在金州的李瑗接的头,功劳算给李瑗一份,那么此时显州叛唐,李瑗还在原地呆着,自然也该算是他的责任。(有翻案派真相党大叔认为功劳都是李瑗等太子党的,失败都是李靖等秦王党的,这……)

到了武德三年七月,刚收复河东踩平刘武周不到一个月的李世民,又统率大军出关,打响了围攻洛阳的战役。这时候王世充派出自己的子侄镇守洛阳四方战略要地,襄、邓这边,他把硃粲等地头蛇召入洛阳城,派侄子魏王王弘烈南下,统理这一大片洛阳的南部纵深地区。

九月份,投降王世充的显州总管田瓒同志,又叛郑归唐,而且还带来了王世充命他统领的附近二十五个州(莫非这位是深海同志……)。李渊既往不咎,命田瓒为显州刺史,赐爵蔡国公。通鉴称自此洛阳与王弘烈的襄阳之间来往被完全割断,但从后面一些记载来看,这个说法有点夸大。要知道王世充直到开城向李世民出降前的最后一刻,还在考虑南下投奔襄阳,如果此路不通,哪还会有这个选项?

李唐在这里对付王弘烈的,仍然是李瑗。个人认为是因为李瑗能力不够,于是李渊效仿前次派出李靖辅佐宗室的成功经验,又派了一位后世名将李大亮(贞观九年在李靖麾下高原追击吐谷浑王一直追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那位),过来任职“金州总管府司马”,帮着李瑗跟王弘烈对掐。李大亮据说干得不错,“进兵击之,所下十余城,高祖下书劳勉。”但是襄、邓地区最终完全归唐,还是要等着李世民平洛阳后,武德四年七月,王弘烈等人才举地投降。

顺便说一句,李大亮被李渊赏识的过程,跟李靖一样,也隐隐闪动着李二无处不在的魔爪黑影——李大亮初归唐时任职土门县令,政绩很好,“时太宗在藩,巡抚北境,闻而嗟叹,下书劳之,赐马一匹、帛五十段”——是巧合吗?口黑口黑口黑……

再说一下那个食人魔硃粲的下场:武德四年李世民平洛阳后,被斩于洛水,由于民愤太大,“士民疾朱粲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

个人认为,也就是在这之后,李唐在襄邓地区成立了“山南东道行台”或称“襄州道行台”,统领地域覆盖了此前杨士林的“显州道行台”。《新唐书》李瑗本传云:“武德时,例王,累迁山南东道行台右仆射。与河间王孝恭合讨萧铣,无功。更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职,乃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行……”这几件事的前后次序是正确的,只是所有时间点都被模糊掉了,还得后人费力气一一考证>_<

再往后,就是正文里所说,李瑗身任山南东道行台最高长官,又受封平萧梁的大军元帅,带领主力军南下,却没能赶到战场参战,所以“无功,更为幽州都督”。(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他赶到战场了也参战了,却打了败仗所以“无功”,考虑到当时唐军与梁军的战略和战斗力优劣对比,这种推测对李瑗的能力抹黑更甚。)

大约在萧梁战争结束后,李瑗被踢走了,李孝恭立功受赏升官,“山南东道行台”改名“襄州道行台”,《旧唐书卷六十》说武德六年李孝恭,“迁襄州道行台尚书仆射。时荆襄虽定,岭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抚慰,岭南四十九州皆来款附。”李靖也在被李孝恭“分遣”的“使人”之列。

顺便再说一下“四路唐军攻萧梁”的另两路:东路军周法明,本来是在今湖北、安徽交界处一带活动的乱民军首领,在王世充灭后向李唐投诚,受封“黄州总管”,作为先遣队进攻萧铣,一口气拿下了东南地区的好几座城郡。李唐发动总攻时,他是从夏州(约为今武汉)往西进攻。

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早在武德四年正月时就在这个职位上跟萧铣掐过,并有不错战果。他是从辰州(今湖南沅陵)往北攻。总的来说,俺个人感觉东路和南路在原来的规划中主要是起配合、牵制、防范萧铣逃跑的作用,更加不是主力军,所以在最后的总攻决战中,这两路军队也没有太多表现。

关于隋唐之交长江中游这一带地区的争夺,有一篇论文可参考:

[URL=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2105/1]唐代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

2007-04-24 鲁西奇 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二辑》[/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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