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立是共产国际干预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共自主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争论都集中于共产国际是否对中共发出指示，以及指示的确切内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表示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也有史料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确认有此电报。这些史料一直未能使史学界统一认识。

　　马贵凡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郭绍棠写道，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电文认为，西安事变由亲日分子挑起，会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点燃内战，破坏中国爱国力量的联合进程。同时，抗日需要蒋介石，张学良不是能够领导全国各种力量的人物。电文还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冲突，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组织抗日。

　　作为电报起草人之一，郭绍棠的回忆无疑给“莫斯科回电”的存在提供了重要佐证，其内容也与张国焘的描述基本一致。史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收到“莫斯科回电”之前，已经在12月13日上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尽管会议后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不再谴责西安事变，主张继续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也已经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

　　由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苏联在对待“西安事变”上采取了一致立场，最终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国也实现了从内战到全民抗战的转变。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中正。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中正，蒋中正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中正见到宋美龄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中正道：“宁抗日，勿死敌手”。至此，蒋中正宁死不屈的态度开始动摇。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中正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中正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中正也被迫答应了。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中正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中正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周恩来的反对。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自作主张送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编辑] 结果

*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跟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甚至向国府正式提出要求释放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国民政府内部亦有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中正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中正此举被很多国府官员视为蒋中正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革命军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消灭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大陆。

*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处决。

* 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编辑] 评价

[编辑]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宋美龄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编辑]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据《人民日报》报道，周恩来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9][10][11][12]

[编辑]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13]

1958年11月23日，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中正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4]

张学良受访时曾表达：(节录)

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5]

[编辑]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虽然至死仍然没有揭秘西安事变，但他对西安事变有着非常详细的评述，概括如下：

第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自己对国耻家仇的义愤，而并没有太多考虑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敌当前，他的主张是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蒋中正却对于中共不灭不休，张学良数次口劝无用，只能兵谏，希望蒋中正不要过于自私。张学良这种心理，是史学家们不可否认的。

第二、西安事变对于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中正本人，亦并非受害者。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中正把剿共坚持到底，然而根据当时世界其他各国剿共的例子，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中共之崛起，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论的基础。只靠军事去消灭中共，则“无异于扬汤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近代社会所累积下来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中共是消灭不了的。又有谁能保证，中共经此一战即被消灭，以后再不复生呢？所以西安事变，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另外，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狂热气焰来推测，无论当时南京政府的选择是“忍辱”还是“决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16]

而台湾学者李敖则表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中正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后，蒋中正不补充，张学良后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中正私心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