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六扇门那些事儿第四部 67 闯国门 -- 史老柒

(2003-08-22 08:38:38)

《财经》杂志　　本刊记者 石东 王晓冰 特约记者 江山/文

　　前省委书记丢了党籍

　　2003年1月，程维高卸去了他在河北最后的职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当天夜里，程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13年、一生仕途走到最高峰的地方，返回了他走上仕途的起点江苏常州。

　　八个月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开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党籍，并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在此三年多前，程维高前秘书李真已经案发，并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据说，就是在这两三年间，程维高在人大常委会开会讲话时，底下已常常对他的结局议论纷纷。这个在河北政坛上一度吒咤风云的人物，此时说的话已没有多少人听了。

　　“他的政治生命其实在李真被抓以后就已经终结了。”一位前省政协常委说。

　　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年，年仅16岁的程维高由江苏常州地委开始了从政生涯。其后，他担任过常州拖拉机厂的厂长、常州市计委副主任、建委副主任等职务，都有不错的表现。1983年，程维高被任命为中共常州市委书记，其后的擢升便颇为迅速了：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1988年至 1990年任河南省省长，1990年调任河北省代省长、省长，1993年1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98年1月起，任省人大主任。

　　程维高到河北后主政10余年，四套领导班子中均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他颇有微词，并多次将意见上达中央。但程仍能屹立冀中10年不倒，其政治能量可见一斑。

　　不过，年近古稀的程维高还是没能全身而退。《财经》在当地采访中获知，在整个过程中，郭光允、阴法唐和刘善祥是最终扳倒程维高的三个关键人物。

　　从政坛新风到独断专行

　　程维高初到河北，也曾以政坛新风使人颇觉振奋。

　　1990年秋天，程维高刚担任河北省代省长不到两个月，迁安县搬运工张海婷自费进京向总理李鹏反映火车卸货不净，造成“空车不空”、浪费国家物资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不料回来后，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讥讽、谩骂，处境艰难。为此，程维高专门致信《河北日报》，为张海婷寻找社会支持。在信中，程维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漠不关心，对不正之风熟视无睹，对先进人物讥笑排斥，这种现象应该坚决扭转。”程维高还希望干部职工学习张海婷，支持张海婷，抵制和打击各种坑害国家、中饱私囊的歪风。

　　1993年1月，程维高当上了河北省委书记。5月，在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程维高向大家郑重宣布：我的家里、我的办公室过去不接待，今后永远也不接待那些来要官的人。

　　程维高说：“老百姓瞪着眼睛盯着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呢！对于那些光说不练、不干实事的；上窜下跳，拉拉扯扯，找靠山，跑官、要官、买官、倒官的；搞摩擦、打内耗、告歪状、闹‘地震’的，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对于那些不顾大局、不管老百姓的冷暖，一门心思拉山头、搞派性，任人惟亲，搞裙带关系，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干部，要坚决调离！”

　　新华社河北分社一位资深记者说，程维高这时的表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一是肯干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对经济内行；二是作风深入；三是敢于批评，敢碰硬，批河北省的陈旧观念。

　　程维高对石家庄的市政颇为不满，批评其“晚上黑灯瞎火，满街尘土”。为此，程维高狠抓了市政建设。据石家庄市民说，最近10年石家庄变化比较大，街道拓宽，建了二环路，三纵三横的大马路，晚上灯光也多了。原来城里的两条污水河臭气熏天，在程的督促下，国家投资几亿元，又集资了十几亿元进行了改造。

　　主政日久，程维高在河北威望日高，早期的“敢于碰硬”也逐步转化为“独断专行”。据当地干部反映，特别是1993年李真开始担任程维高的秘书后，李真的傲慢和胡作非为使得程在河北遭到的议论越来越多。

　　纪委书记叫板

　　原河北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善祥是最早出来和程维高叫板的人之一。

　　1993年上半年，河北省经贸委纪检组在检查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曾以公司名义从中信实业银行贷了一笔款，结果后来有1亿美元左右的贷款无法归还。此外，张铁梦还以买设备为名，贷了5000万元的款。

　　在这5000万元贷款中，当时经贸委发现至少有一笔100万元的款可以证实是被张铁梦挪用了。经贸委随即向省纪委报告，刘善祥派人进行了调查和确认。此时，已经发现张铁梦办了爱尔兰的护照，有逃走的可能。虽已初步了解到张善祥与程维高秘书李真过从甚密，且案情蹊跷，刘善祥仍与河北省检察院沟通，拘捕了张铁梦，并准备以此为突破口，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但张铁梦被捕后，检察院连续三次接到当时省政法委书记的电话，要求放人。检察院顶不住，只好放了。张铁梦放出来后，为避嫌，又呆了一段时间后，出走爱尔兰。此前，张已经通过所在公司出资500万美元在爱尔兰收购了一家企业，登记为个人名字。

　　在此过程中，省政府根据对这笔贷款的调查，曾打过一个报告，认为应移交纪委、检察院处理。但程维高出面亲自干预，称此调查不可信，又钦定了一个调查组。这个调查组找张铁梦谈了一次话，以他的辩解又形成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程维高的认同，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这证实张铁梦没问题，今后谁也不要再提此事，谁也不要再就此事做文章。”

　　1994年9月，刘善祥因病被安排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据刘善祥说，当时河北省经贸委一位领导也因此事受到影响。

　　后经查证，5000万贷款事实上被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以及张铁梦所私分。为抹平账目，经过一翻手脚，这笔债务最后被转给了张家口卷烟厂承担。刘善祥告诉《财经》，张铁梦被放的事实际上出自程维高的授意。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李真，与程维高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请求5000万元的贷款文件上，程维高签过字。”

　　郭光允沉冤

　　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是另一个敢和程维高斗争的人。人微言轻的他，受到的打击报复已绝不是丢掉工作。

　　最早，郭光允反映的是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经济问题。施工建设单位按规定要交纳的城市建设配套费，经常被李山林一句话就免了，背后则是李山林从中捞取个人好处。程维高到河北任职后，郭光允看到李山林“贴”程维高很近，还曾写信给程维高，想要善意地提醒。郭光允没有得到回复。与此同时，李山林已经走通了程维高的妻子的关系。

图：郭光允接受新闻夜话采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光允发现的石家庄建筑市场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其中招标黑箱作业的结果，往往与一家被称为“南京二建”的公司相关联。他还发现，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非同一般，程甚至为此亲自过问过建委的领导班子。

　　在亲自做了一些调查后，1995年夏，郭光允写信向中央及河北省检察院反映程维高的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南京二建为程维高装修住房，有特殊关系，一些工程不搞招投标，直接给了南京二建；纵容自己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插手建筑工程牟利；一方面处理个别干部住房超标，另一方面在自己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还扩建了七间房子。

　　在寄出的举报信中，有一封落到程维高的手中，颇为恼火的程维高召开常委会议，表示要动用公安的力量查处这封举报信。

　　从1995年9月开始，郭光允被要求每天到军分区招待所谈话，但郭拒绝承认信是自己写的。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石家庄市建委纪委书记以落实政策为名骗到建委，随即便被带进看守所收审。

　　在看守所，郭光允被称为是“政治犯”，搜去了身上的钱物，连裤带也被拿走，走路得提着裤子。据郭光允说，在看守所，他被天天提审，要求交待写举报信的问题，发高烧也不例外。发烧惧寒，但是办案人员在提审中还曾要求郭将大衣脱掉。

　　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后，连续发了两次高烧，郭光允觉得“自己快死了”，便承认是自己写了匿名信。但随后，郭光允又被要求交待出“反程维高的后台和同伙”。“我就是自己反映问题，没有别人可以交待。”郭光允对《财经》回忆道。

　　新一年的春节很快到了，判决下来了，郭光允因“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被判劳教两年。劳教决定书一直没有交给过家属。直至半年后，郭的老伴才在市建委看到了这份按规定应发给家属的劳教决定。与此同时，郭光允被开除党籍。

　　经老伴多方奔走，郭的问题上达到中纪委主要领导。在中纪委的干涉下，1996年底，已经被劳教一年零九天的郭光允终于恢复了自由。但很快他又开始了再一次的上访继续反映程维高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将自己的遭遇写信告诉了已经退休的纪委书记刘善祥。

　　老将军出马

　　事情到1999年发生了转机。

　　这一年，中央“三讲”巡视组来到了河北，出任组长的是已经76岁高龄的阴法唐。阴法唐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1985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告诉《财经》，他去河北之前，就听说河北的情况比较复杂。

　　果然，巡视组一到河北，程维高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醒说：“你们可要注意，有些人正在串联搞派系。”在信中，程维高还点出他认为会给他提意见人的名字。

　　很快，阴法唐和巡视组就理解了程维高说这些话的真实用意。在巡视组组织的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原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说，河北有一个冤案，冤案的主角叫郭光允。此前，刘已经找到纪委的主办人员证实了郭光允的情况。

　　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快又被程维高知道了，程维高再次写信给巡视组，声称：“‘三讲’后我要到中央上诉。”

　　程维高如此的举动，给阴法唐的感觉是“这个人太狂”。“这会直接阻碍了民主，如此谁还敢搞民主。”阴法唐说。

　　此时，虽然还没有接触到郭光允，但中央巡视组已深深感到了“程维高非常跋扈”。“到各县视察工作，合他意的重用，不合他意的撤职，这不是一两个。”阴法唐说。

　　中央巡视组还了解到，程维高当年选人大主任，为了搞一个多数当选，不仅动员代表选他，还发明了分区计票。“这里面问题就大了，有的区域人数少，一共就几十票，有十几票没有投他，很容易被看出来。这搞得地方的书记们很紧张，代表们也很紧张。”

　　群众反映给中央巡视组的问题，很快牵扯到了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和李真以及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有人反映说，“程慕阳搞了一个什么公司，程维高出面一下子就借了5000万元。”。

　　后来，郭光允到巡视组驻地找了阴法唐。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中央巡视组觉得无论如何郭光允都不能算诽谤。河北省表示那就再查一下。不料负责复查的正是原来处理此案的一位负责人。“本来就是他们办的案子，又让他们复查。”阴法唐说。

　　很快，复查结束了，向省领导和中央巡视组汇报的结论称：“郭光允可以撤消诽谤罪，但程维高如果没有那些问题，可以定为诬陷罪。”当时，还有中纪委人员在场。

　　对此结论，阴法唐提出了一个意见：“如果构不成诽谤罪，那就撤消。至于程维高有没有那样的问题，这是中纪委的事。跟省里没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省做出决定：郭光允的诽谤罪不成立，劳动教养的决定取消，恢复党籍，但仍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警告处分的原因没有说明。

　　当时程维高仍在担任省人大主任。而此决定在八个月以后才通知到当事人郭光允。郭光允不服，继续申诉。

　　1999年8月，中央巡视组结束了河北的工作，对程维高个人自我剖析材料的感觉是“不可信”、“不真实”。在河北省县以上干部的大会上，巡视组对程维高的部分问题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程维高在参加“三讲”省级干部的投票中得票率最低。回到北京后，巡视组将有关问题及意见汇报给了中央“三讲”办。

　　就在“三讲”结束之后，程维高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70多页的告状信，称中央巡视组在河北搞了一些过“左”的东西。

　　中纪委正式介入

　　在河北省“三讲”进行前后，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专门约见了已经退休的前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1999年10月，中纪委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专人到河北进行查证。

　　由于程维高当时还在位，中纪委又确定了工作方针：低调、稳妥、注重证据。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专案组以过问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案件为由来到了河北。如上述，正是张家口卷烟厂，最后负担了被吴庆五、李真、张铁梦处理掉了的那5000万元贷款的债务。李国庭案的突破，使中纪委很快发现了李真的问题。据悉，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落网后对程维高的问题都有交待。

　　目前，吴庆五、李真已先后在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和死刑，目前正处于上诉阶段，二审将在河北省高院进行，但日期还未确定。消息人士表示，牵涉两三个副省级以上干部和七八个局级干部的中纪委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

　　关于对郭光允问题的处理，十六大之前，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尉建行做出严肃批示：“不能再拖了，应该彻底平反，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对于程维高被处理一事，河北省当地上至党委政府官员，下至街头百姓，无不额手相庆，但也有不少议论认为这一处理偏轻。另有分析指出，目前对程氏的处理很可能不是句号，而只是一个分号。

　　据悉，当年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至今尚未正式平反，其党内警告处分尚未撤消。

南方周末评论：程维高案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2003-08-15 08:34:34）

李永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

　　程维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开除党籍的原省委书记。

　　应该指出，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程维高不是第一个搞打击报复举报者的，也不是第一个对身边秘书姑息养奸秘书的更不是第一个放任配偶子女违法犯罪的，但程维高案仍给人深刻的警示。在社会转型期，有的常识，必须被再三提及。

　　程维高案的发生和被揭露的确有偶然性，其偶然性有三：其一，程维高的权力观出现了严重问题；其二，郭光允同志义无反顾地举报，坚持不懈地揭发，使程维高案件初露端倪；其三，被程维高自视为心腹的秘书李真，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透过其偶然性的背后，人们更应该看到程维高案件的必然性：一是权力失衡；二是管理失控；三是监督失效；四是教育失误；五是自律失败。

　　由“五失”而观之，权高位重者，远离腐败不易，拒绝腐败很难。因此，十六大报告才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让我们看看程维高如何因正确权力观和有效监督的缺失，一步步蜕变的。

　　程维高在河北省党政主要领导岗位上任职10多年，走上严重违纪的道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一是以权谋私，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二是转让权力，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检举揭发者；四是违反规定，收受他人贵重物品；五是姑息养奸，前后两任秘书分别被判死缓、死刑。

　　位高权重时，程维高曾错误地认为“我在官场已经得到了这个地位。我儿子在商场上能取得很大成功，也是光宗耀祖”。有着50多年党龄的程维高，在相当长的时间能够记住入党誓言，但随着地位的提升，他逐渐脱离群众权力异化并变质，被“利”所诱惑，却很少为“害”所警觉。

　　程维高权力之途的蜕变证明，权力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也可以变为谋取一己之利的私产。对权力必须进行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地倾向腐败。

　　应当承认，程维高的蜕变有其自身因素，但更有其体制制度原因。缺乏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程维高偶然犯下第一个小错误时，得以方便地行使权力，用一个大一点的错误去加以掩盖。由此叠加，陈陈相因，终至案发。

　　程维高就是这样一个握有重权又拒绝监督，由“小洞不补”到“大洞尺五”的又一个失败典型。

　　从程案中，我们看到一点，要反腐败，除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外，还是必须加强党内监督，而党内监督，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基础。从更深的角度看，“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加强党内监督的目的，是加强党的肌体；发展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发展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