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卢汉受命率六十军、九十三军入越南受降。我父亲姜弼武，当时在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任少将政治部主任职务。入越后，新任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巩固地位，进行了政工人事调整，他因和我父亲在黄埔军校五期学习时相识，故邀约我父亲到六十军任职，经征得九十三军卢浚泉军长同意后，由曾军长协调，父亲即调到六十军升任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也为了削弱云南的地方势力，因此在受降结束后，就将在越南的六十军、九十三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从越南直接运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父亲也就随部队到了东北。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同到东北看望父亲，当时我七岁，我们在吉林市住到第二年的二月，在军中生活了近十个月。

记得当时我们母子从昆明飞往上海，经天津到达北平，父亲到北平来接我们，我们在北平停留参观了几日，然后乘火车到达吉林市六十军军部，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马路六十军印刷所里。邻居有一八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维鹏（后调任六十军副官处任处长）的夫人，我们称张婶婶，和他们的女儿张开珍，她当时大约十七八岁了。父亲住在城郊军部，他不时来看望我们。

印刷所里除了有印刷机外，还有一些其他后勤物资，门口站有岗哨，驻有一些兵，每天作息都吹军号。我们住二楼，我家门前是一条走廊，号兵每天几次从我家门前走廊经过，到尽头窗口处吹号，吹完后又顺着走廊经过我家房门口回去。吹号的号兵个子不大，年龄最多十四、五岁，比我大不了许多，有一张圆圆的脸，一对含笑的眼睛。

在军中生活的我，没有小朋友玩，感到十分的寂寞，我很想和他说话，总找不到机会。张婶婶在别人面前都叫这个号兵为“小号兵”，她常说：“看，小号兵来吹号了。”于是，我和妹妹开始在号兵路过我家门口时轻声地叫“小号兵”。见他没有反应，随后胆子越来越大，就大声的当他的面叫：“小号兵，小号兵！”他仍然不搭腔，只是用含笑的眼睛看我们一眼，不停脚步匆匆的走了。

晚饭后的号声，每个音符都拖的很长，哒——哒——的，的——哒——哒，张婶婶风趣的学着那号声说：“你们听，像不像是羊——肠——子，猪——大——肠。”从此，我们见了小号兵时，除了继续叫“小号兵”外，还一边拍手一边跳，学着号音叫“羊肠子”，“猪大肠”。他也只是含着笑望望我们，并不说话。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莫叫我小号兵，我叫宋陆军（音）。”之后，一见到他，我们有时叫“小号兵”，有时叫“羊肠子”，有时又学着他的腔调：“你莫叫我小号兵，我叫宋陆军。”然后，一边大笑，一边跑开。宋陆军并不发火，只是用那双含笑的眼睛看着我们，可再也没有和我说过第二句话。

有一天，号声不响了，小号兵没来吹号，后来来吹号的号兵换了人。我偶然听到张婶婶和我母亲低声地说什么，她们好像在谈论小号兵，什么“开小差”，什么“关禁闭”，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不敢问。又过了几天，我在走廊里忽然遇到了小号兵，他被两个大兵一左一右架着，一跛一跛慢慢迎我而来，他被打了，挨了军棍，我吓得靠在一边不敢动。他本来一张圆圆的脸，而此时变得蜡黄而瘦削，本来是一对含笑而有神的眼睛，此时也变得目光呆滞，充满哀怨，他看看我一眼与我擦肩而过，那目光深深刺入我的脑海使我几十年不能忘怀。他从此再没有消息。

一九四八年二月，战事吃紧，我们母子离开了吉林南回昆明。三月，传来了六十军从吉林撤退到长春的消息。十月，父亲参加了长春起义。

五十年风风雨雨，几度春秋。多少往事都已渐渐淡忘，从记忆中消失了，而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这一小小片段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任凭岁月流逝抹也抹不掉。哦！我童年时心中的大朋友，小号兵宋陆军，不知你是死、是活？你如今在哪里？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此时已升入三年级，十二月九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记得正在读初中的四哥头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到筇竹寺去远足，家中为他备了些干粮准备带去吃，我们当时家境不太好，平时很少难得买糕点大饼之类的食品，说实在话，我心里是很想分吃的，但又说不出口，那天他很早就出门到校集中，谁知街上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去不成学校只好又回家，准备好的干粮大家分吃，我感到十分高兴。大约十点左右，在民权街口的警察老二分局门口贴出了布告，姐姐他们去看了回来很高兴，又笑又跳说：“解放了，解放了！”

……

父亲姜弼武，字忠文，云南昆明人， 年生，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第二学生队毕业生，1945年由第93军暂编第1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升任第60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队政治机构调整后改任第60军政工处少将处长，1948年10月17日随曾泽生军长参加长春起义后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1950年4月12日因患肺结核、胸膜炎、糖尿病入住东北军区卫生部第一陆军医院，同年8月7日上午在医院病故。（高戈里2011年3月整理）

长兄姜存礼，男，1931年2月22日生，昆明市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1950年牺牲于新化。姜存礼1947年在云大附中读书时，秘密加入“云南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他和同学们一起，不畏惧国民党的镇压，踏着“一二一”烈士的血迹，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支委和党小组长。在“七一五”事件期间，他与同学们在夜深人静时，躲在小楼上编写、油印《解放导报》和革命传单。1949年3月，姜存礼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峨山游击大队，6月，任第三大队教导员。8月，游击队进驻新平县城，9月，他转业到地方，任中共新平县委委员。同月新平县人民政府成立，姜存礼任政府副主席，12月，中共新平县委调他到北区兼任区委书记。1950年4月30日，新化发生反革命土匪暴动，百余名暴乱土匪围攻区政府。他和邱文郁率领同志们英勇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区政府被暴匪攻破，姜存礼和邱文郁组织突围，刚冲到大门口，即被暴匪的火力阻住，姜存礼不断向敌人射击，掩护其他同志突围，直到只剩下一颗子弹时，举枪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将子弹射向自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19岁。（引自“玉溪文学网”）

姐姐姜存敏，受大哥影响，解放前在昆明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建国后，参军入伍在解放军十四军任报务队长。1958年转业，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任职。后以调干生参加大学学习，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参与组建昆明东风小学。文革期间因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劳动。1980年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1984年在昆明病逝。（作者家人提供）

作者姜存孝，是姜弼武与何玉民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1940年7月生于云南昆明，1963年9月大学毕业后在云南省永仁县参加工作，历任县农技站技术员、副站长、站长，农牧局副局长，县科委主任，永仁县政协第一届兼职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届专职副主席等职，1989年被评为楚雄州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1996年退休，2000年5月1日病逝。（引自永仁县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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