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走过60年 -- 吴非

而且可以未卜先知，提前为三年灾害做准备，情况会好得多，这个我承认。

但你要论证可以不搞统购统销，还是得先把我说的数据查清楚。

农民当时自己粮食都不够吃,即使增产了粮食,首先也是用于自己消费,不会拿出多少来交换商品的。

关于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可以参考老田的这篇文章:

新中国经济史论之二：市场缺陷的修补措施

市场经济的一大主要特色是货币的广泛使用，极大地降低了货物流通和交换的费用。货币的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由于中国工农业的落后和人口数量巨大同时存在，有限的资源分摊到个人头上就非常有限，许多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货物如粮食和燃料等产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这些产品的价格弹性都很高，只要供应方面出现很小的波动和不足，就足以急剧地影响价格走势，相对少量的囤积行为就足以拉动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投机资本的牟利空间和客观市场条件就在于此。

投机资本家曾经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指纱布、粮食和煤炭），就能够把人民币赶出上海。为了捍卫货币的市场信誉，保持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必须有效地排除投机资本的作用和干扰。仅仅粮食价格急剧波动，足以影响全部市场价格分配关系，后来对多种民生产品实现票证和计划配给制度，就是防止高价格弹性产品的脆弱供求关系被破坏，避免市场价格受到投机资本势力的干扰，避免最终出现“驱逐货币”这样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后果。各种对应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状况的市场缺陷空前明显，“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就是着眼于这样一个背景。毕竟货币与市场交换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不能冒着货币失效的风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投机资本的操纵下，半个月之内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就由600元上涨到1800元，并带动其他物价的猛涨。在接下来的囤积粮食、纱布和煤炭的投机风潮中间，物价也是节节攀升，以1949年6月上海物价批发物价指数为100， 1950年2月就迅速上涨到2097.9，上涨20倍，这样的投机和价格走势足以把货币驱逐出“市场”。在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政策实施之后，以1950年3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国民党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糟糕的货币信誉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纸币总算是可以参加市场流通，帮助降低交易费用了。但是脆弱的供求平衡关系，仍然是非常容易受到投机风潮的干扰，而且新中国的工农业产出也不可能一下子超脱严重短缺的局面，特别是高弹性的民生产品的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增加，这客观上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安排去保护市场经济的核心货币信誉和地位。

陈云在决定采取“统购统销”方针时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提‘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他列出8种方案，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对于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列举了17条，陈云在17条之外又加了一条：“有意想不到的毛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陈云预测：“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参见《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202—216页。）

“统购统销”还有一重涵义，就是要在基本的民生产品分配上，限制市场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排斥作用，避免把许多人变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中间，是对大量低收入者的一种生存保险措施。同时票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货币的作用，可以防止价格跟随紧缺走高向均衡价格的高位移动，避免把大部分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而长期保持市场容量的存在，人为地保持流通环节的“排队现象”，可以大幅度降低产品实现的成本，减少流通环节的需要资源投入，集中资源投入生产环节。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初步骤是重工业优先，相应的产品供应实际上并不存在为市场而生产的生产者。几乎每一个大工业项目，都要求从头到尾的完全配套，从生产上的动力供应，到生产过程中间需要的各种辅助产品，因为缺乏相应的市场供应能力，都要求同时配套新的生产能力。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建设中间，该厂的各种设备需要的电力容量，武汉市场就缺乏相应的电力供应，必须配套建设5万千瓦的火电厂以及专用的11万伏输电线路。这在工业化早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市场缺乏相应的综合供应能力，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此就要求在每一个项目中间都做好各种计划。没有市场，就只有自己生产，舍此别无出路。

在新中国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整个社会剩余都是非常有限，缺乏其他的的资金来源和渠道，重工业项目建设总是要求全部生产过程要一揽子安排和解决。这样就又要求有限的剩余，在分配上要集中使用，一个大工厂要求的配套能力，甚至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缺乏相应的配套资金，必须由中央一级政府进行综合平衡，在市场缺陷的背后客观上导致中央主导剩余分配的计划经济。这又进一步要求把各种重要的物资集中掌握和分配，1952年10月10日 中财委颁发对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凡需用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和部门，均应按照其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以原材料、燃料、电力的消费定额，核算其全部需要量，逐级审核汇总，分别由中央各部及大区财委、计委向中财委统一申请并负责供应。

1954年6月30日 陈云向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说，工业基本建设方面，在“141”项工程的建设全面铺开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会更加分散；而在“一五”后两年基本建设大规模铺开，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有些项目(包括“141”项)要推迟。轻工业目前主要问题是缺少原料。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轻重工业投资1：7．3的比例，仍维持不变。重工业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他还认识到这种紧张状在况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为了防止货币的信誉，需要采取措施排斥市场自发力量对脆弱的供求关系的干扰，重工业优先也要求集中使用有限的剩余和资源。经济短缺的状况无法在短期之内解决，特别高价格弹性产品的供求关系无法缓解，是对货币信誉和市场交易方式的一个重大威胁因素，因此对市场自发势力的限制措施就必须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