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 种植园土

“捐纳”或者“捐官”、“捐班”，都是指卖官鬻爵的政治现象。“捐官”相对于科举这个当官的正途，也多被称之为“异途”。

秦朝就有“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这个“爵”，并不是“官”，相当于一种名誉+社会特权（比如商人禁止穿丝质衣服和乘某些等级的马车，但赐一定级别的爵位之后就可以了）。

西汉早期，晁错建议以赐爵鼓励百姓捐纳粮食到边关，后来边境粮库满了，输送到州郡也可以赐爵。此措施快速巩固了边防和国库。但汉武帝时，穷兵黩武，用爵位换取粮食已不足以支付军费，此时决定出卖官职，“卖官鬻爵”合为一体。昭帝和宣帝时代，卖官现象大致终止。尤其是宣帝，很重视地方官的执政业绩，自然不会卖官。元帝之后，政权渐渐落在外戚手里，王莽篡位时，天下还算平静富裕，但王莽狭小汉家制度，胡乱更改，导致天下大乱。

东汉是皇室和世家大族（即世袭的知识分子/官僚家族，士族的前身）的联合执政。光武帝创业之时，除了南阳的基干队伍之外，主要靠许多割据一方的大族带军投奔。世族在东汉之初便构成政权基础。皇室和这些世族联姻，形成了外戚势力（马氏、窦氏、梁氏等）。荐举孝廉的权力同样落在世家手中，这样朝廷的官僚队伍大致出身于这些家族。于是一种稳固的结构形成了：皇室、外戚共享最高权力，世家大族掌握官僚执行机构。

问题在于，由于东汉中期开始，皇帝屡屡过早夭折，外戚借机篡夺权力--而只要官僚队伍仍从那些世族中择取，朝臣便懒得过问皇家内部的事。但偶尔也有小皇帝长大成人的，就备感痛苦--因为朝臣在皇帝和外戚的争执之间，持中立态度。深宫长大的皇帝可以依靠谁呢？唯有选择宦官。在宦官帮助之下，汉恒帝从外戚--跋扈将军梁冀--手中夺回了政权，自然只相信宦官，把任免官员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宦官最爱钱，自然要卖官纳贿。但如何卖官呢？孝廉、太学（传授经学）这条路不好走，因为动了世族官僚的奶酪，朝臣们和太学生集体不买账。汉灵帝想了个绝妙的主意，在孝廉和太学的正途之外，设了鸿都门。

鸿都门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多数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不学习儒家经典，但开设了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汉灵帝感兴趣的课程。宦官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鸿都门的毕业分配仅和学生的贿赂数量挂钩。

此时地方和中央的权力要么在世族官僚手中，要么在宦官及其帮凶手里。西北对羌族的征战时断时续，虽然仗差不多都赢了，但消耗了大量中央财政资源。皇帝本人也缺钱。于是，汉灵帝公开卖官，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价格表，禄位二千石的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四百万钱。“三公”卖一千万（注：当时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已成名誉职务，一有天灾就免职，所以不如二千石实惠）。

冀州名士崔烈动了心思，走汉灵帝保姆程夫人门路，半价即五百万钱被授予司徒。拜官那天，汉灵帝对身边的近侍说：“这官卖得便宜了，应该可以到一千万钱的。”程夫人从屏风后跳出来说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会买官呢，要不是我牵线连五百万都没有。”世族官僚们一片哗然。崔烈很不安，问任虎贲中郎将的儿子崔钧：“我现在位列三公，大家怎么评论？”崔钧说：“人们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名声，不会成不了三公。但是你现在上位了，大家觉得很失望。”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说话的人嫌弃你身上的铜臭”－－这就是铜臭一词的由来。崔烈闻言大怒，抡起手杖就打。

皇帝如此，宦官岂不加倍疯狂？掀起了党锢之祸，士人倍受打击。宦官乃至疯狂到了连黄巾妖道的贿赂都敢收，汉朝也就离灭亡不远了。黄巾变起，汉朝不得不取消党锢，借助士人力量平定黄巾，但军阀割据之势已成，不仅鸿都门落花流水春去也，宦官也被四世三公的袁绍杀得一干二净，以至于汉献帝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太监伺候的皇帝。

以上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刘玄德大骂恒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的由来（详见咆哮体出师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卖官鬻爵最离谱、最极端的时期，之后再也没有统一的封建王朝出如此之洋相。

所以，专门花大量笔墨描述上述历史。但不要因为东汉末年几个昏庸皇帝就否定汉朝制度--汉朝的人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坚持统一的价值观、人才发展最全面、官僚制度最灵活和授权最充分的，否则汉朝根本维持不了将近四百年。严格地讲，汉朝是靠统一的思想和价值观来预防和弥补充分授权不可避免带来的副作用，从而保证整个体系的高效与灵活性。汉末两个极品皇帝的死皮赖脸式的胡作非为，反而凸显了汉代官僚体系对君权的有效制约--要想通过职业官僚和士人作恶？不答应！去和你的太监及其党羽们另辟一个鸿都门好了。

两晋南北朝，卖官鬻爵现象也存在，但不算严重。那时的晋朝皇帝没有实权，仅靠士族之间的平衡维持局面，压根无官爵可卖。北方则民族冲突严重，贵族往往执掌兵权，官爵用于选才或者平衡政治势力，卖官鬻爵的现象也不普遍。

唐宋元明都有卖官现象，但既不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也不是吸收干部的主渠道。这里特别指出，元朝任用的色目人（即中亚穆斯林），主要通过滥发钞票、横征暴敛汉族民众获取财源。出售官职也有，但色目人更倾向于大搞水利工程，从工程款中贪污。例如，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石人就是民工们从色目人主持的黄河赈灾及水利工地上挖出来的。赈灾加水利酿成造反？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但只要有色目人主持任何事，酿成任何民变都不足为奇。不仅汉族民众这么认为，元朝丞相脱脱也这样理解。可惜他左右不了元朝皇帝对色目人的信任。）

清朝则不同，捐纳形成规模化、制度化，花样很多。捐纳制度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捐班出身的官吏也占了官僚队伍相当大的比重。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卖知府以下的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

上述都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但即便是大捐，并不是捐到官衔就可以上任的，想上任须要从候补转为实授。这个过程要找有实力的后台，要塞许多钱，要整年整月候在大员的官邸之外，等待补缺机会。后续成本几乎肯定要超过捐官时买“部照”的钱，而且除非有特别硬的关系，补实缺的成功率恐怕也就在1-5%之间。

即便捐班补缺成功，仍然要受歧视。首先，想爬到知府以上很难。也就是你只能期望做到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再高就纯属运气。二是，官场之中黑暗无比，处处陷阱。但也不是没有人爬得很高。比如雍正最信赖的田文镜就是捐班出身。浙江巡抚王有龄也是捐班出身（他和胡雪岩关系最密切）。但这两人都有特殊性。田文镜是皇帝亲信，王有龄有江督何桂清支持，又赶上了兵荒马乱的时代，最终杭州城破，死于乱兵之中。

袁世凯读书不成，也想走捐班的路子。先是几次钱被骗，后来终于通过亲戚捐到了同知的官衔，但托李鸿章女婿的路子都补不到缺。最终决定投军，在朝鲜展露头角，通过小站练兵奠定基础。

除了捐班之外，还有荫封、恩科等好多名堂。但总的来说，在清朝，军功得官最快，打下一座城池，封个道员很正常。象左宗棠从因“劣幕”案差一点身首异处的在籍举人到闽浙总督也不过4-5年时间，最后还做过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身封二等恪靖侯。

科举艰难，但一跃龙门、身价十倍，及第之后得官之路就比较稳妥了。

捐班虽是一条门路，但是一条竞争激烈没有保障的崎岖小道。倒不是捐班补到实缺的官员比重小--相反，捐班补缺的官员在知府以下比重是很大的，绝对人数是很多的--问题是捐纳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成功率很小。而且捐纳的官员为了收回投资，几乎是必贪无疑的。这和法国的包税人制度一样，是个纯粹的杯具。

• 【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