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明報】張望﹕利用天災 改造日本 -- 柠檬籽儿

張望﹕利用天災 改造日本

【明報專訊】3月31日，即日本決定向外海排放核污水前5天，日本知名記者上杉隆在網上專欄撰文討論海外媒體和日本媒體在核污染問題上的認知差距。上杉警告，如果菅直人政府不能有效迅速處理核事故，日本將被國際視為污染世界的核犯罪國家。然而幾天之後，日本宣布排污，周邊國家憤怒，世界對災後日本的態度由同情轉向不滿。

日本人往往被認為尊重權威，重視和睦。然而，東京處理福島核危機久拖不決，連日本民間也忍不住開始對政府提出尖銳批評。千年一遇的天災之後，日本將不得不面對一場脫胎換骨的體制改造。

弱幹強枝的決策困境

日本這次處理核危機手忙鲂亂，其問題癥結，在於缺乏一套強而有力的垂直式國家危機管理機制。眾所周知，日本政治的一大顯著特徵，就是「政低官高」。日本的首相，除了少數強勢領袖外，在戰後如走馬燈似的不停更換，這令各大政黨成員無法積累執政經驗，也令制訂國家各項政策的權力實際掌握在各中央省廳的政務官手中。在日本，中央政務官一直被批評為權力過大，各自為政。舉個簡單例子，在高爾夫球場旁建造一座別墅，理應不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但在日本，申請者往往會遭到中央政務官諸多阻撓和刁難。理由很簡單，高爾夫球場歸農水省管，而住宅事務歸國土交通省管，兩個部門之間各自為政，互無協調。

「政低官高」的弊病，日本政治家們不是不知道。2001年，日本實施行政改革，精簡中央省廳，強化首相權力，實施「政治主導」。小泉純一郎時代，首相內閣府的司令塔作用發揮至極致，中央省廳只負責政策執行，無權參與政策制訂。然而，強人的時代畢竟要結束，消除積弊也非一朝一日之事。曾在2006年安倍內閣期間擔任「首相府職能強化會議成員」的軍事分析家小川和久最近向日本媒體透露，他在擔任首相府顧問時就曾建議日本有必要建立便於統一指揮的國家安全會議和危機管理廳。據小川回憶，當時他所遇到九成以上的政務官都告訴他，現有架構足以應付戰爭和自然災害。官僚盲目的自以為是，令日本今天付上生命的代價。

就是這樣，「政低官高」的體制傳到了菅直人手中。政務官向來是民主黨的靶子，而菅直人也一向對中央政務官深具戒心。然而問題在於，菅直人上台時正逢民主黨內憂外患。對外，在野自民黨控制了參議院；對內，小澤一郎有意造反奪權。菅直人在這樣的情下匆匆上陣，但實際上其決策團隊卻遠未準備好，結果陷入不得不依靠政務官，但又不能完全依賴政務官的困境。

於是，悲劇開始了。去年中日釣魚台危機，首相府竟然收不到外務省通報有關來自中國的連番抗議。結果，菅直人不得不委派少壯親信細野豪志通過特別渠道前往北京直接交涉，方才平息。同樣，這次震災，首相意欲直接指揮自衛隊、消防和警察火速救災，但三者分屬防衛省、東京都和警視廳。行政架構各自為政令指揮權分散，再加上東電的誤導，導致延誤了救災時機。

以民為本 重建日本

日本上層精英的自以為是，不應再以犧牲日本國民的生命為代價了。自1868年來，日本的維新總是通過外部器物層次的改革來維護日本頂部的統治權威。這一體制，往往在危機時棄車保帥，通過犧牲弱小來尋求國家生存。據日本裕仁天皇侍從武官吉橋戒三回憶，1945年3月東京大空襲後，當天皇罕見地走出皇城視察民情時，發現民眾並不像以前那樣尊敬他。然而，當時日本軍部高層擔心的，不是日本民眾的痛苦，而是民間的「心不在焉」會否威脅軍國統治。這種要求個體滅己的隱性文化，直到現在依然留存，以在精神上壓迫個體為代價。日本作為發達國家，連續13年每年自殺人數超過3萬，其中不少涉及發生在公司、學校乃至自衛隊內的欺凌事件，早已為日本社會拉響了警號。這次日本面對戰後最大危機，作為事故負責人的東電社長臨陣脫逃，反而是下層員工被要求在前線拚死搶修，又添新例。

這次核危機，日本民間對政府的錯失已不再啞忍。據《讀賣新聞》4月4日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不滿政府處理核泄漏。對於政府高官要求節制娛樂活動和賞櫻，日本民眾質疑政府管過頭，反駁不消費如何幫助災區振興經濟。自由記者上杉隆在4月6日再次撰文，引述曾參與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反應堆及冷卻系統設計的上原春男的專業意見，指出擅自向外海排污是與世界為敵的愚蠢決定。上杉質疑，政府所謂的低濃度輻射污水定義可疑，用詞曖昧，不顧世界海洋環境安全，令日本成為「海洋污染的恐怖主義國家」。著名經濟評論家，持有MIT核能工學博士學位的大前研一亦撰文呼籲，要利用震災重造日本，反思往日「日本強大」的過分自信，重新規劃國家城市建設，打破過度的中央集權。

中國古哲老子有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次千年一遇的天災，短期內或許令日本損失慘重，但從長遠來看暴露了過往體制的深層弊病，為日本的重生提供了契機。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專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