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五.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1.力量不平衡造成的价格不公

价格的实质是双方力量较量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总是有利于强者一方的。正如杠杆，无论两端物体的轻重多么悬殊，从理论上来说，总可以找到一个使杠杆平衡的支点，尽管这个平衡点会非常靠近重物一端。

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上册中讨论了一个故事。“弗兰克拿了一把旧式的摇椅到跳蚤市场去卖。他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如果价格低于此他宁愿不卖——但是他希望卖到200美元。海伦到跳蚤市场来，计划买一把这样的椅子。她希望只付100美元，但是准备最多付到200美元。他们两人讲价、谈判后，最终以150美元成交。但是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都不高兴。弗兰克抱怨卖价太低了，海伦抱怨买价太高了。”对此，斯蒂格利茨评论道：“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抱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某人自愿地同意做一笔交易，这说明他认为：这笔交易即使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做这笔交易至少也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

问题在于，自愿背后有着不自愿的压力。例如弗兰克父亲可能正生病，家里急需钱，迫不得己卖掉这把椅子。相对来说，海伦不会因为买不到一把古董椅而面临饥饿或疾病的威胁。如果这样，则双方可能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但有可能海伦是个赌徒，昨天晚上刚刚输得一干二净，急于在古董生意上赚一笔，而弗兰克则闲极无聊，只是拿着椅子到旧货市场上探探价，如此则双方可能以较高的价格成交。在老舍的《茶馆》中，父亲也是自愿卖掉女儿的，不卖掉的话自己也养不活，做这笔交易的确比不做这笔交易要好。但交易的不公平性却一目了然。这是因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产生的不公平。

2.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不公

还有一种就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公平。斯蒂格利茨写道：“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弗兰克或海伦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同意的内容是什么。也许海伦知道这把椅子是稀有的古董，价值5000美元，但是她不告诉弗兰克，而以150美元的低价把它买了下来。也许弗兰克知道这把椅子坐上10分钟就会把人摔下来，但是他不告诉海伦，而把它高价卖了出去。”对此类不公平，斯蒂格利茨是承认的。然而，他居高临下地说：“经济学家并不过分考虑这类反对意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是否过分考虑反对意见。按照科学规则，意见或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得到了谁的支持或反对，而在于是否更好地概括了实际。

接下去的评论就更有意思，斯蒂格利茨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主张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还主张应该使卖主和消费者都恪守信用。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支持反对出售伪劣产品的法律。”这就是说，只要把尽量多的信息公开，市场就仍然是公平的。问题在于，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都在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们必然隐瞒己方的真实信息，刺探对方的真实信息。只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力的，信息公开化就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信息不公开，交易就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看不见的手”遇到了逻辑悖论：或者承认交易的不公平，从而否认社会利益最大化；或者承认需要信息公开，从而根本上否认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

3.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由斯蒂格利茨的信息公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奥秘，就是道德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如果掌握信息的一方公开信息，比如海伦承认弗兰克的摇椅是价值连城的古董，那么椅子的价格就可能会扶摇直上；反之，如果椅子本身不是什么古董，而弗兰克坦承椅子榫头多处损坏，那么价格又会飞流直下。同样，对于力量不平衡的双方来说，例如靠卖椅子换药的弗兰克和职业古董商海伦，如果海伦乘人之危，就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反之，如果海伦有同情心，就可能给弗兰克比较高的价钱。

因此，除了信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外，更完全的价格定义应该包括道德权衡。当然，由于现代社会道德基本丧失殆尽，也可以简化为：价格是交易双方信息、智慧和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4.道德对市场机制的抑制作用

如果剔除道德因素，假定交易双方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由于每一笔交易都不平等，都有利于力量和信息的强势方，显而易见，即使有着起点的平等，无数不平等交易的积累结果必将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入道德因素后，交易的不平等性有可能削弱，两极分化的速度也可能减缓。中国历朝历代长期主张重农抑商，强调士农工商的社会序列，显然对商人形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讲道德，讲信誉，标榜“童叟无欺”。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放慢，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另一方面则减缓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王朝得以稳定长达数百年。相反，亚当·斯密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论证成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使无道德成为道德，使恶成为善，完全放纵交易双方的个人利益，使强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欺（信息不对称）压（力量不对称）弱者（却以自愿平等为假象）。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则加剧了社会的冲突、战争和两极分化。更何况，强者还可以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雇用士兵、警察、法官来执行法律，使不平等交易的结果向后代延伸。

在斯密时代，尽管市场经济开始已经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但是对自利行为的批判却一直存在。曼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来源，但是“私恶即公利”论一出笼即遭到了当时思想界主流的猛烈批判。斯密比较聪明，他在用“看不见的手”为自利正名时，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道德行为的本质是利他。如果自利即公利，则恶就是善，也就不需要道德存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其根源即在于此。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斯密时代，由于宗教的存在，普通人的道德感远远强于今天，人们的自利行为常常是受道德约束的。受道德约束的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负面作用比较小，而其正面作用则比较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斯密理论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示。但是，二百多年后，随着道德感的不断崩解——“私恶即公利”论是对道德的最强烈冲击，随着自利可以无所拘束地发挥其能量，自利和公利间的矛盾就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展开，社会成了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场所，而价格也就越来越变成纯粹的信息、智慧与力量较量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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