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那么四十年代的英国人是否比今天的英国人更加道德或者守法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社会常例与人们面对的诱惑完全不同。表面看来，四十年代的社会无疑更加谨慎知礼，遵纪守法。离婚或许正在普遍起来，但是人们依然视其为不合礼数的丑事。三十年代早期全国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平均不过4800起，战时跃升至16000起，到1951年，由于离婚法律更为宽松，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8000起。在四五十年代，离婚依然是耻辱的象征，高低各个阶层概莫能外。当时玛格丽特公主想要嫁给一位彼得.汤申德上校，他是一桩离婚案中的无过错一方。这使得一位托利党内阁大臣萨里斯波里勋爵放出狠话，如果这种公然违反英国国教原则的悖逆之举成为现实，那他立刻辞掉政府内的一切职务。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不欢迎离婚男女的参与。同性恋依然违法而且会受到严厉指控。色情作品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陌生——只有寥寥几家书店出售“脏书”，但是人们依然以为外国人随便就能搞到“毛货”。

剧场审查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沃波尔（7）执政时期，现在有关部门对其执行得十分严格。剧作家们必须将自己的剧本上交到圣詹姆斯宫的张伯伦勋爵办公室，由这位大人将所有夹枪带棒或者语涉三俗的词句全部划掉。约翰.奥斯本（8）收到了一封回信，内容是关于他在1957年创作的《街头艺人》一剧，信中一共提出了16出修改意见。例如“第6页，改掉‘粪球’”“第9页，改掉‘搞基’”……剧中有一首歌名叫“教堂大钟今晚不响，只因神父舌功甚强”，也改成了“只因神父口舌遭殃”。但是在这重重防火墙之后，大量证据表明当年的英国和今天一样痴迷于性，恐怕这正所谓本性难移。私人信件与日记当中屎尿横流，直令今日读者语塞，想来公开场合一味谨小慎微也不是没有反作用。战争将成千上万正当虎狼之年却不得满足的士兵们撒向了城市的无边夜色之中，拆散了无数家庭，断送了数不清的姻缘，还促成了一大堆劈腿偷人出轨私通的举止，同性恋行为也得到了极大刺激。今人恐怕会对当年红灯区街头公开揽客的妓女数量大为惊讶，曼城市中心，伯明翰的艾吉巴斯顿，爱丁堡的雷斯大街都是重灾区。在伦敦，海德公园游骑兵与匹克迪里冲锋队是最大的两股妓女团体，警察基本不管她们，精虫上脑的大兵们则绝不吝惜在她们身上花钱。

街头犯罪日益猖獗，尤其是在伦敦。套用一位首都历史学家的描述，到了1945年“全国到处都是枪，美国士兵要价25英镑就肯卖掉一把手枪。英国士兵也从国外带回一大堆枪支来。”战争期间伦敦市人口减少了200万，人均刑事案件数量却增加了一倍。*42*战后不久就出了大问题，黑市、武装走私与逃兵开始猖獗起来，逃兵的数量成千上万，其中包括至少19000名美军士兵。复员工作进展缓慢导致了停战后逃兵数量不断上升。从当时的电影中可以看到，城市已经成了一片废土，大大小小的帮派占据着断壁残垣作为窝点，社会秩序几近瓦解。儿童与青少年们大多没人约束，恣意妄为。他们有的失去了双亲，更多的则仅仅是钻了社会秩序百废待兴的空子。

但是说句公道话，不能忘了在针对配给制与政府无能的所有反叛活动中，英国在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守法的国家。尽管廉价手枪随处可得，走私行为屡禁不止，黑市交易欣欣向荣，在逃逃兵四处流窜，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刑事犯罪都下降了。枪支并没有带来疯狂的街头交火，克罗伊登没有变成芝加哥。1947年伦敦的涉枪罪案有46起，到了1954年只有4起，从1948年到1950年入狱人数少了3000人，谋杀案的发案率也有所下降。*43* 战后5年，人均刑事发案率下降了5%。一位犯罪史学家总结道，“战后最和平的一年或许就是1951年，犯罪率尤其是重罪率相当低，之后各种不良现象又有短暂抬头。”*44* 由于对统计数字的诠释不同，有些人认为这一年是战后犯罪的高峰，但是总体上来说这幅图景还是站得住脚的。人们普遍尊重警察并且极少卷入重罪当中。武装走私或者暴力少年的故事大多局限在报纸上。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英国人镇静有序、遵纪守法的作风不光在当时的欧洲，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这一切与今天英国人对自身形象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评论家与政客们经常将战后几年视为犹如伊甸园一样和平的时代，没有机枪横扫的警察，也没有贩毒团伙。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礼貌守法呢？

有人认为严刑峻法是最主要的原因。的确，自1946年起到1964年绞刑结束时为止（实际上绞刑在两年后才正式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废除），英国一共处决了200名杀人犯。不过其他诸如鞭刑之类的重刑则开始走上末路，尽管它们在五十年代还偶尔被人请出来。最后一起桦条鞭笞司法判决是由保守派内政大臣R.A. 巴特勒作出的，时间已经是1962年了。这一做法在马恩岛以及极少数情况下的苏格兰还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延续。但是在废除绞刑之前暴力犯罪又有抬头趋势，绞刑的废除不可能是唯一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作为刑事犯罪主力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军队以及日后的国民护卫队。这一做法不仅让他们远离街头，还将纪律与服从及下达命令的习惯灌输到了他们心中。整整两代男孩子顶着一头短发操练队列，他们退伍的父亲则教他们如何把皮鞋擦得锃亮。此外犯罪的机会也相对有限，一个大多数人只能勉强果腹，家庭当中普遍没有值钱家当的社会自然不如一个青少年人手一部高档手机、马路两边停满汽车的社会容易发生犯罪。最后还有一点，也就是时代精神，不能因为无法直观衡量就对其加以低估。战争动摇了所有人的安全感——不仅仅对军队如此，那些惨遭轰炸、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人们同样如此。冷战为人们的生活奠定了脆弱无助的基调。此情此景很难让人惊讶于战后人们对壁炉火光与家园的向往以及对安全、秩序与可预见性的追求——如果广大的世界无法如人所愿，那至少要在街头上、家门后与邻里之间维持住这一切。

这些五花八门的人们，满怀爱国心与希望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艾德礼和他的大臣们的手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以及新政府内部莫衷一是的各种希望。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的梦想没能实现，社会主义联邦成为了泡影，有些历史学家因此认为1945年的政府一无是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届政府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7）http://baike.baidu.com/view/544480.htm#sub544480

（8）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290.htm#sub1751290

*42* Waller, op. cit.

*43* Nigel Walker in Halsey, op. cit

*44* Peter Hitchens, A Brief History of Crime, Atlantic Books, 2003